最近，湖南邵東縣推出“治安外包”政策——當地政府通過協議，將城區夜間治安巡邏任務承包給邵東保安公司，每月支付承包費7.5萬元，保安公司員工抓獲犯罪嫌疑人將獲得2000元至1萬元的獎勵，此舉引起群眾質疑——據9月18日《新京報》報道，近日邵東縣官員回應稱，實施效果很好，還將考慮外包白天治安防控，並強調保安公司沒有行使警察執法權，“沒有處罰就不存在有執法權的問題”。
雖然當地官員沒有具體說明治安外包的實施效果究竟怎樣“很好”，但筆者還是願意相信這一說法。畢竟，每月7.5萬元的承包費以及“2000元至1萬元的獎勵”的承包條款還是相當誘人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至少，其“抓人”的效果應該不會很差。
可是，表面效果“很好”的治安外包真的值得肯定嗎？答案恐怕只能是相反的。因為在筆者看來，要想全面客觀地評價治安外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能只看眼前的一時效果，更要預測到長遠、根本的效果。而一旦以此視角觀察，我們就會發現，治安外包嚴重違反了一個社會法治必備的基本前提，那就是，政府行為與市場行為之間的關係界限必須嚴格分明、不容混淆。
作為一項公共執法服務活動的社會治安管理，屬於地道的公共領域，因而只能由公安機關這樣的公權組織來依法承擔。而作為一家企業的保安公司，無疑遵循的是市場規則，如“承包”、“買賣”等做法。這種背景下，將二者雜糅在一起，將一種公權活動市場化、交易化，把嚴肅的公共行政事實上做成了一樁可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生意，顯然後果嚴重，法治秩序無法保障。
雖然當地官員一再強調保安公司沒有行使警察執法權，“沒有處罰就不存在有執法權的問題”，但這種辯解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依據相關法律，保安公司已經在從事的治安巡邏、防控、盤問、檢查等行為，均屬警察執法權的範疇。如《警察法》明確：“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經出示相應證件，可以當場盤問、檢查”。
公權可以向私人外包，企業可以贖買公權。這樣的現實一旦成立，並被認為“效果很好”，之後將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則不難想像。比如，警察的刑事偵查權會不會承包給私人偵探？再如，財大氣粗的富豪恐怕也可以雇傭警察做自己的私人保鏢……如此一來，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法治，將會面臨怎樣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