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執法”曾經轟動一時，上海多名市民遭遇“鉤子”和運管執法人員“伏擊”，引發輿論大嘩。由此揭開了一條黑車執罰產業鏈。不過，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比起方興未艾的“養魚執法”，釣魚只能滿足貓兒的胃口。
媒體報道，登封車主反映在經運管所審批的公交線路上被封殺。原因是運管所成立了一個運輸公司——通達運輸公司。“為了保證公司的車輛跑好線，就把我的車停了”。車主憤憤不平，登封市運管所負責人卻說：“這種情況很正常，新鄭、新密其他地方也是這樣。”
看來，運管所開公司不是個案，而成為一種普遍的“贏利模式”。據報道，不僅作為大股東坐收漁利，如想加盟通達公司，登封市運管所每年每車還需收取“保護管理費”1.4萬元。同為“執法經濟”，為何“養魚執法”比“釣魚執法”技高一籌呢？
“釣魚執法”其實就是變相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以實現權力尋租。但是以暴力形式呈現後，在文明社會就顯得異常扎眼。有個很浪漫很形象的犯罪學名詞形容它，叫“西西裏化”。西西裏島不僅有陽光沙灘，也有世界聞名的黑社會，任其發展，最極端的後果就是“政府黑社會化”和“黑社會政府化”。
相比而言，“養魚執法”則文明的多，至少既培育了市場，也搞活了經濟。該運管局坦言，魚肥皆因“放養”，他們“票價不管，車票私自印刷”，無論稅收還是工商，兄弟部門都是一路綠燈。管只管“市場審批”，審查的都是“外企”，別人家的都是“黑車”。不給其他魚兒來搶食，自家魚兒怎不肥？
雖然不像“釣魚執法”這般赤裸裸，不過脫了衣服都一樣，“養魚”也是執法權力市場化的典型標本。用吳思的話說，這叫“法酬”，利用公權力的“合法傷害權”，進行有計劃的創收。這樣一種“與市場爭利式”的制度設計，無疑是行政改革和職能轉變的倒退。
最可怕的是，如果各個部門都起了這個“色心”，把“養魚執法”作為心照不宣的秘笈，那麼城管公司、稅務公司、藥監公司、食品安全公司紛紛開工，市長是不是就改叫總經理，市委書記換名董事長？吳敬璉再呼籲“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是極大危險”也沒人搭理。至於危險在哪呢？例如長沙公安局搞了“電子警察公司”， 2006年8月到2008年2月，就罰款創收8169萬，而這個公司總共投資才3250萬。
可見，“釣魚執法”實在是小巫，“養魚執法”才是真大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