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荒唐劇，卻背負著沉重的社會命題。11月20日，武漢洪山區土庫村村民童貽鴻到北京市朝陽雙井派出所“自首”。因作為拆遷“釘子戶”遭遇強拆，11月18日下午向樓下投擲磚頭“導致一人重傷”，童貽鴻被當地警方通知做筆錄。由於不信任當地警方，童貽鴻于搭乘飛機赴京向警方“自首”，並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位律師幫助我”。(11月21日《新京報》)
這是一個很“有才”的創意！儘管這個農民違背了屬地原則，儘管當地警方已經乘火車進京了，儘管“外地警察更可靠”很可能成為幻想，但如此吸引眼球的舉動經過媒體聚焦後，起碼當地警方不至於“胡來”，不至於遭遇看守所裏離奇“躲貓貓”“喝涼水”之類的故事吧？這位村民可能有許多可以理解的顧慮，畢竟，前車之鑒不老少，雖然要“拆你”的對手並不是警察，但在基層利益盤根錯節，甚至板結成“政績共同體”的背景下，如果被當地警方抓住，誰能保證不發生什麼事呢？
在這樣的“幻想空間”裏，我們還好意思責怪村民童貽鴻的“不懂法”嗎？這近似鬧劇的一幕，給人的最大衝擊，可能是民眾對當地有關部門的不信任。毫無疑問，民眾對基層政權的信任與否，是中國社會信任問題最關鍵的一環。
本來，警察代表的司法之力，在拆遷糾紛中是一個中立的存在，甚至從道理上講它應該成為弱勢群體的保護者。但基於一些基層政府的政績需求、開發商的資本蠻橫等因素，我們屢屢看到警察、城管、政府工作人員參與到野蠻拆遷的過程當中，一些地方官在面對社會矛盾時也習慣於不分青紅皂白地“動用公檢法”。“北京警察才可靠”，實在是讓人感到不是滋味。
古語說，人若無信，不知其可！實際上，官若無信，更是不知其可！正因為民心在某些地方陷入了“不信任”的困局，所以才怕“落入當地警方之手”；所以才會千方百計捨近求遠地“越級陳情”；所以才會捨棄正常信訪通道不用想盡辦法搞“網曝”……反過來講，沒能在根源處解決的矛盾，也因此更加複雜，社會維穩經費成了鉅額數字。“進京自首”與其說是一個農民的創意，不如說是一個弱勢者的生存智慧。有網民說，都去北京自首了，當地政府還幹什麼，這不是浪費資源嗎？可問題是，這是應該由童貽鴻回答的命題嗎？
基層政權的支撐點不是別的，正是“民心”，正是民眾的信任，我們不能容忍社會對政府、對公權信任度的下降。怎麼才能解除童貽鴻們心靈深處的疙瘩？最終恐怕必須落腳于改革的步伐，解決基層權責匹配、解決基層民主權利、解決對於司法的監督……這些道理說起來比較“大”，但卻是治本之策，時不我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