膠囊公寓的出現讓“蟻族”從鮮為人知到廣為人知。日前，“膠囊公寓”設計者黃日新老人宣佈，由於政府關於群租房政策影響，且自己年事已高、無力管理，將終止“膠囊”出租，並欲將公寓捐贈給政府，但遭到婉拒，理由是“膠囊公寓”不在接受捐贈的範圍內。（《京華時報》12月29日）
“膠囊公寓”的命運，像是潦草的懸疑劇，結果一眼便知。這就如同當年茅于軾先生提出“廉租房就是不要建廁所”一樣，很容易招致完美主義者的口水——反倒是那些泛泛的口號，雖於事無補，卻很討好耳朵。如果沒有在寒冷的北京街頭流浪過，估計很難體味到“膠囊公寓”的溫馨與幸福；如果沒有在鐵皮棚子裏擁擠過，估計也不容易理解能買到“沒有廁所的廉租房”是多麼的快樂。
地方政府婉拒了“膠囊公寓”，當然也是情非得已。一方面，黃日新要捐贈的“膠囊”不在接受捐贈物資的範圍內，因為“膠囊”到底算房子還是物品很難界定，“接收以後也不知道能拿它做什麼”；二是12月16日，住建部出臺了《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該辦法第八條規定“出租住房的，應當以原設計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每人平均租住建築面積不得低於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不然，就有最高3萬元人民幣的罰單伺候著。職能部門不能知法違法，收了“膠囊公寓”還真是讓人左右為難。
“規定”不解風情，但“膠囊公寓”卻關乎著城市中最需要庇護群體的冷暖人生。“膠囊公寓”也許的確很難說清是房子還是物品，又或者其單位面積遠遠達不到所謂的“最低標準”，但誰也不能抹殺其現實功用。在那些無力為自己的夢想購買一處體面安身之所的人眼裏，“膠囊公寓”是人生的轉机站，安頓一下疲憊的心。城市再大再美，也不能罔顧幾個簡單邏輯：一者，承租人住多大的房子，不是取決於“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而是直接取決於其經濟承受能力，在免費公共保障還不夠發達的語境下，“標準化”下的“次品”，也許是對窮人最現實的救濟——就如同施粥攤上的小菜，沒有五星飯店那麼衛生；二者，群租或者“膠囊”所衍生的問題，譬如安全、譬如管理，是矛盾，但絕不是死結，決策智慧完全可以化解這些問題，甚至技術層面就能讓這些“危險”因素控制在最小範圍內；三者，消滅“膠囊”很容易，但曾經在“膠囊”落腳的未必都是城市的敵人，他們收入低，但也許是明天的精英，他們四處為家，但也許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勞動力——市民自己掏錢建設的“膠囊公寓”，公共服務部門都“消受不起”，這恐怕不能簡單歸咎於制度的悲哀。
《春天裏》為什麼感動我們？因為再落魄的靈魂，也有不屈的夢想；“膠囊公寓”為什麼震撼人心？因為這個社會的悲憫，不光說在嘴上，在某個城鄉接合部、廢棄廠房裏，它讓不屈的夢想脫離了絕望的土壤，為其留下一片尚能呼吸尊嚴的空間。制度或規定不是真理，群眾的利益與訴求才是最有力的聲音。
據說“膠囊公寓”也不是我們的專利，在日本，早就是數十年的現實。而我們的“膠囊”，更像是一個個脆弱的、向上的夢——我們容得下動車上奢華的高級軟臥，卻見不得“膠囊公寓”的逼仄簡樸——這究竟是為什麼呢？（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