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戒煙，馬克·吐溫有句名言：“戒煙比什麼都容易，要知道，我已經戒過一千次了。”如果聯繫我國的禁煙現狀來品味這句話，一種苦澀的黑色幽默不覺涌上心頭。近日有媒體披露，我國加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5年來，全民吸煙率非但沒有下降，二手煙的受害者卻在3年內增加了2億人，實現在室內公共場所和室內工作場所100%禁煙的控煙目標，目前更是難上加難，遙不可及。
煙難戒，難在有癮。一個煙癮很重的老煙槍，期望其戒除煙癮，何其難矣。如果一個“煙癮”很重的社會來搞禁煙，其效果又將如何呢？
無可諱言，煙之所以難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吸煙在我國很有“社會基礎”，這大大增加了煙草負面效應的風險。據統計，我國目前吸煙人數超過3億，約佔全球吸煙總數的三分之一。數以億計煙民的生理和心理煙癮如何科學化解和有效疏導，成為禁煙控煙必須解決的一大難題。
煙癮再大，如果限于個人習慣，即使不檢點不自覺，為害也有限。但如果社會文化患上了“煙癮”，煙草的影響力和殺傷力將會發生核聚變式的變化。實際上，在我國，煙與酒一道，聯袂成為重要的交際工具，醒目的消費符號，氾濫的文化意象。煙霧繚繞中，“敬煙文化”大行其道；精美包裝前，精品名煙很是搶手；吞雲吐霧中，煙槍徜徉在眾多公共空間。暴露周久耕的是九五至尊煙，電影電視裏主角配角們煙不離手，就連犀利哥，其迷倒世人的形象，也是一身洪七公行頭，叼著一根煙漫步于市井之中……
更為厲害的恐怕還是利益“煙癮”。2009年，煙草行業實現工商稅利首次超過5000億元，達5131.1億元，同比增長12.2％，煙草稅幾乎達到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一成。而十多年來，煙草行業一直在行業稅收排名中名列前茅，最大的納稅企業，一直被煙草公司佔據。在不少地方，政府部門對煙草經濟、煙草稅收已經形成依賴。利益的長期滋養，使其就像煙民一樣對煙草上癮，甘之如飴，這從根本上消解了禁煙的動力與決心。而就在這種“過癮”中，煙草行業的社會凈效益已由1998年時的正1.5億元驟降至負600億元，而且在未來20年這種社會負效益還會增大。
面對如此眾多且堅強的“煙癮”，禁煙工作顯然很不給力。目前，我國尚無一部專門針對公共場所禁煙的法律，北京、上海、杭州等150個城市和地區雖頒布了公共場所禁煙規定，但在執行上往往放了空炮。知情人士稱，近五六年來，北京未對任何個人進行過吸煙處罰。山東濟南的禁煙令已經出臺15年了，面臨“罰不了”的窘境。武漢市出臺禁煙令5年了，至今未開出一張罰單。
有鋻於此，公共場所禁煙實在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文明素質的增強、消費習慣的轉變、社會文化的凈化、利益結構的調整，也需要法治的完善、執行力的增強，千頭萬緒，遠不能一禁了之，一罰了之，迫切需要各職能部門聯手行動起來，轉變治理方式，對禁煙工作進行統籌規劃，制定科學方案，設置路線圖和時間表，雷厲風行地常抓不懈。（李力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