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彰，加上轉型期社會矛盾多發，不僅百姓權利受損，企業沒有安全感，連官員也認為自己很弱勢。
最近《半月談》援引一項問卷調查披露，高達45.1%黨政幹部受訪者自認為“弱勢群體”，並從公務接待、日常工作任務、精神壓力、心理健康等方面剖析官員所面臨的壓力與困惑。
說官員是“弱勢群體”，許多人肯定笑了。有人一定還會說：如果官員是“弱勢群體”，老百姓又是什麼群體？實際上，這是一個相對而論、真實存在的問題。我在農村基層呆過，也接觸過城裏的一些基層工作人員。所以我相信，很大一部分官員特別是基層官員都會有這種弱勢感和無力感。
在農村，鄉鎮和村幹部可以說幹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什麼任務、指標層層分解，到最後都是由基層來完成，搞得人仰馬翻、疲憊不堪。新農村建設、土地糾紛、外來人口管理、計劃生育，哪一項不是硬骨頭？城裏差不多也是一樣。警察看起來挺“強勢”的吧？可他們的痛苦並不比人家少。比如一些地方的拆遷工作，大多情況下明明不是警察的職責，他們卻往往“衝鋒”在前。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官員難免感覺自己成了“弱勢群體”。
從現代型政府的角度來看，官員就該是“弱勢群體”，這一點也沒錯。這一群體為老百姓服務，是“人民公僕”，當然應該處於弱勢地位。但官員覺得自己弱勢，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工作上的麻煩，而是其他因素。例如，報道提到上級檢查和公務接待，就讓基層幹部苦不堪言，以至於有些基層幹部戲稱“酒量就是能量，酒風就是作風”。還有的地方喊出“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產力”等口號。
這一切體現的是權力結構與安排的不平衡和不合理。“官大一級壓死人”。權力一級一級往下壓，最下層權力部門所承受壓力最大，官員日子自然不會好過。在這幅權力圖譜中，任何官員都是“對上負責”，烏紗帽繫於上級手中。因此，非但正常的工作安排會給下面的官員帶來壓力，任何來自上級權力的指令或行為，都可能給下面的官員帶來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依法辦事可能就會變成依長官意志辦事，依法執法可能就會變成依長官意志執法。如公務接待，明知其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可大多數基層官員敢說一個“不”字嗎？再說拆違，警察充當拆遷先鋒，不就是一些地方上級一聲令下嗎？問題就在這裡，如果權力不受約束或者具有很大隨意性，不但可能傷害到老百姓，還可能對下面的官員形成壓力。
這也就是說，部分官員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根本原因就在於法治不彰。法治可謂無處而不在：如果各級部門和單位遵守政府資訊公開規定，依法向社會公佈財政預算和詳細開支，以各種名義吃喝的現象肯定就會少很多——下面的官員也犯不著為接待上級而疲於奔命；如果村級組織依法展開自治，便用不著這麼天天圍著上級部門轉；如果公安部門嚴格依法執法，堅決擋住那些不合乎法律規定的要求和任務，類似暴力拆遷的現象也許會少很多。
法治不彰，加上轉型期社會矛盾多發，不僅百姓權利受損，企業沒有安全感，連官員也會認為自己很弱勢。客觀而言，這是社會處於調整期，現代法治在發展和完善進程中所遭遇的一個困境。因此，唯有加快法治建設，進一步完善權力監督體系，才可能逐漸緩解目前這種社會狀況。（魏英傑 原題：法治不彰，難怪大家都自認“弱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