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相繼召開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紛紛透出“幸福”信號，構建幸福城市、提高國民幸福指數被各地列為主要奮鬥目標。“幸福武漢”、“幸福瀋陽”、“幸福廣東”、“幸福山東”、“幸福重慶”……“幸福”概念廣泛見諸媒體和網路，引起公眾極大關注。（新華網2月14日）
“幸福××”的提出顯然是一種理念上的進步，它意味著不少地方正從見物不見人的GDP崇拜，逐步向見物更見人的“以人為本”轉變。不過，若要使其真正落地生根，恐怕絕非易事，因為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個幸福的概念。很多時候，幸福就是相對的心理感受，正如范偉的經典臺詞：“我餓了，看見別人手裏拿個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見別人穿了件厚棉襖，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個坑，你蹲那兒了，你就比我幸福。”這樣看來，幸福並不像GDP那樣容易量化。
但如果把幸福感的提升納入施政目標中，政績考核需要對幸福進行量化，而幸福本身又很難被量化，這很容易讓人懷疑，一些地方雖有建設“幸福××”的良好意願，但其會不會和民眾的主觀感受形成“一個目標，兩種表述”的割裂呢？從自上而下的政績考核的弊病來看，這樣的擔心絕非杞人憂天。現在就有一種傾向，認為只要富裕了，民眾就幸福了。這等於把幸福矮化為財富指標。
兩百多年前，法國作家沃維納格曾說過：“給別人帶來不幸的人有一個共同的藉口，那就是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對於提升公眾幸福感，如果政府和公眾對幸福的理解有差異甚至有天壤之別，會不會出現政府所致力於提升的幸福，不過是強加於公眾但實質上公眾並不能感受到的“幸福”呢？雖有好的出發點，一些地方政府幹了不少根本落不到出發點上的事情，提升幸福感的努力會不會也是同樣的結果？
要解決這樣的矛盾，其實沒那麼難。評判幸福固然很難，但評判不幸福卻很容易。比如說，機會不公平就是一種不幸福，不能給人以穩定預期人就會有不幸福感，等等。我們不敢肯定什麼是幸福，但我們肯定有能力消除這些不幸福因素。當越來越多的導致不幸福的因素被消滅，雖然我們可能依然無法斷定什麼是幸福，但可以肯定的是，幸福感必然會有所提升。
更重要的是，對幸福感的評判權要掌握在公眾手中。雖然有評判權的公眾不一定能說清楚什麼是幸福，但如果公眾手中的權利無法約束政府的權力，那公眾一定不幸福。對於這一點，溫家寶總理有深刻的闡述：“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們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我們應該為人民謀利益並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壞的唯一標準。”提升公眾的幸福感，恐怕也應遵循同樣的道理。（志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