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市化”現象，直接導致一個龐大群體不得不輾轉于農村與城市之間，他們既無法真正融入城市，難以享受到城市同等待遇，又因長期脫離農村，無法起到傳統意義上的“主心骨”作用
在農村地區，留守老人與兒童的問題不容忽視。在江西宜春的一個偏遠小山村，五名留守兒童溺亡。當人們尋找人來救人時，發現連找個年輕人都是很困難的事情。發生了這樣的大事兒，村民們奔相走告，來的救援人員的年齡也不小了。56歲的王成生、58歲的王有福、64歲的王玉華和65歲的王根福都去幫忙了，而只有年齡最大的王根福下水了。（5月14日《山東商報》）
幾乎每年夏天，總能看到類似群體性溺亡的新聞，幾乎每起悲傷事件的背後，都有留守兒童的身影。其實不僅僅農村留守兒童年復一年地重復群體性溺亡事件，由“老弱病殘幼”構織的農村，互助互救和群防群治能力均大大削弱，留守老人的問題同樣突出，越來越多的留守問題正在農村地區顯現。
對於務工人口外出密集地而言，往往也是經濟落後地區，農民與其在家看天色謀收成，倒不如外出掙錢來得容易，這是市場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結果。當大量農村青壯勞力外出後，農村傳統意義上的互助互救與群防群治體系已名存實亡，抗風險率驟然降低。雖然許多人辛苦一年大多遠比在家種田掙得更多，但既無法盡孝贍養父母，也難以有效監護子女，實際上形成了一種身份真空。就現在日益薄弱的基層管理組織而言，僅憑自身單薄的力量，不足以有效填補青壯勞力外出後形成的真空，既因資金掣肘，也因人力精力嚴重不相匹配。簡而言之，反思管理有所必要，但強化管理，不足以成為解決農村年輕人“空心化”的根本舉措。
長期以來，我國城鄉採取的是“兩條腿”走路，由此造成了城鄉發展的涇渭之別。近年來，雖然這一問題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視，並正逐步著手改善，但由於歷史欠賬太多，農村養老、保幼、教育、監護等與城市之間的巨大落差並未明顯縮小，尤其是公共救助服務體系更是天壤之別。像這樣溺亡事件，城市裏一個電話就可以解決的公共救護問題，在農村則要寄望于七鄰八鄉的互助，且解決極其低效。城鄉差距的現狀一時難以解決，過去許多問題由農村的中堅力量即年輕人承擔，當年輕人大批外出後，本來抗風險能力極弱的農村怎不問題頻出？
村裏找不到年輕人，實際是“半城市化”下的生態。截至2011年底，我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1．3％，不過，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認為這個數字至少要砍掉1／3。表面上，這些農民已經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與生活，但由於戶籍關係，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並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這就是“半城市化”。
“半城市化”現象，直接導致一個龐大群體不得不輾轉于農村與城市之間，他們既無法真正融入城市，難以享受到城市同等待遇，又因長期脫離農村，無法起到傳統意義上的“主心骨”作用。如果不能從城鎮化角度反思並著手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的身份和融入問題，在城市發展不斷掏空農村青壯勞力的嚴峻現實面前，農村、農民、農業付出的代價必定更加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