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錯綜複雜，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可能存在的希臘“退歐”風險？新一輪投資提速將給中國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專家認為，中國當前經濟形勢與2008年不一樣，“穩增長”不是“保增長”，在危機中更應推進調結構。
儘管歐盟領導人一再保證，但兩年多後，我們仍看不到歐洲債務危機緩和的跡象。最近，歐洲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提及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時對歐洲議會說，沒有“B計劃”。巴羅佐的話是為了安撫人心。但是，在經歷了多次的失望後，中國已無法按字面意思理解歐洲政客的保證，就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承諾能夠兌現幾分。中國應該準備好自己的“B計劃”，以應對希臘脫離歐元區。
事實上，希臘無法履行援助義務的可能性正與日俱增。如果果真如此，而“三駕馬車”（歐洲委員會、歐洲央行和IMF）因此削減金融支援，那麼希臘之退出歐元區將成不可避免之勢。如此，中國必須為隨之發生的全球金融動蕩和長期後果做好準備。
首先，中國並不能免疫于金融傳染病。希臘“退歐”將衝擊持有週邊歐元區成員國主權債務的歐洲銀行業。去杠桿化的震波又會傳播到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
儘管中資銀行和金融機構在歐元區主權和銀行部門資產上的風險敞口可以忽略不計，但希臘退出後造成的資本逃離風險市場風潮，將不亞於甚至超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臺後幾週的程度。與2007年和2008年相比，外國投資者所持有的新興市場資產大大增加，因為這些國家在近幾年經濟相對較為堅挺，而發達市場金融資產回報率又實在太低。
事實上，去年年底歐洲金融市場在崩潰邊緣搖搖欲墜時，中國便已經歷了去杠桿化的衝擊。隨著歐洲銀行遭遇重創，人民幣匯率連跌11天，即使中國的經常項目一直是盈餘。新興市場貨幣和其他資產在二季度的表現表明，去杠桿化已再次開始。第一季度令人失望的增長數據讓外國投資者考慮投資中國時更加謹慎。希臘的退出將是一根導火索，必然導致經濟週期疲軟期收緊國內貨幣條件。
因此，現在提出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的觀點可謂不合時宜。相反，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相關部門應該考慮資本管制、暫時休市和緊急流動性注入。這些措施與歐元區在希臘退出時所將實施的措施並沒有什麼不同。在理想的情況下，如此反應將能得到G20國際合作夥伴的配合。自2008年以來，此類配合的基本條件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
此外，中國必須形成一個中期計劃，以應對希臘退出歐元區的經濟後果。如果金融傳染病程度有限，希臘是唯一的受害者，那麼歐元區產出儘管將受嚴重打擊，但不至於出現災難性後果。儘管如此，歐盟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必須做好應對出口部門大量失業的準備。
日本的經驗表明，由金融危機引發的衰退可以維持極長時期，因為去杠桿化是一個長期過程。很有可能，如今的衰退將在美國和歐盟肆虐多年。因此中國政府必須有一個中長期計劃以修正因全球長期衰退帶來的問題。中國需要應對失業率飆升的問題，並將財政資源配置給個人，以保證維持其福利水準和社會穩定。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不能讓旨在轉變中國增長模式、使其更偏重於內需的結構性改革縮水。
此外，凈外國資本流入至少將在未來幾個季度內有所減少，在總需求不足之時，這將影響國內貨幣條件。因此中國人民銀行將必須維持反週期政策，以避免通縮螺旋。人民幣應該獲得充分的雙向調整靈活度。
最後，中國應該做好施以援手的準備。為確保希臘退出後歐元區一體化不會受到後續威脅的衝擊，中國必須加入國際合作，通過IMF建立一個擁有充分信譽的防火牆。但是，歐元區特別是德國，必須深刻認識希臘退出的基本原因，並承諾朝財政聯盟的方向前進，並認識到對其他高風險成員國採取只顧緊縮不論其他的政策是死路一條。
建立勝任的防火牆和歐洲做出結構性改革承諾將能極大地安撫市場，降低對中國的風險。換句話說，中國的援助必須“將錢用於潛在好結果”。
當然，IMF治理改革也應該被納入討論議題。與此同時，歐元區也必須對外國投資更加開放，富於現金的中國公司應該繼續通過FDI和公司收購尋找在歐洲投資的機會。
潛在的希臘“退歐”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給中國帶來完全不同的新挑戰，中國不能因風險敞口小而高枕無憂，需要馬上制定出立足現在、著眼未來的作戰計劃。（余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