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鵬，生於1982年，大學畢業後，在河北館陶縣第一中學教書，擔任高三年級班主任。每天週而复始地與高三學生一起出早操，直到學生晚上就寢，一天的工作才結束。或許是來自生活、工作、經濟等各方面壓力，不到30歲的他選擇在辦公室服毒自殺。趙鵬在遺書中說，現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不到兩歲的兒子，希望學校能幫他照顧一下他們母子。（5月28日《新京報》）
如果說“吊瓶班”，展現了高三畢業班學生殘酷而無奈的青春，那麼趙鵬之死，則讓人窺見畢業班老師的沉重壓力與血色人生。但我們能忍心指責趙鵬嗎？不到絕望一個人會棄絕生命嗎？何況，趙鵬本身就是一個不幸者。可是，又該指責誰呢？誰該為趙鵬之死埋單？依稀間有了答案，但仿佛又沒有答案，這種糾結更為趙鵬之死增添了幾多無奈與哀傷。
趙鵬遭遇了多重壓力，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質的，既有工作的也有家庭的。通過高考改變命運的趙鵬，成為一名高三班主任後，每天無休止地重復工作，以及“工資月光”的生活，讓他感到窒息。1450元的月工資，確實有些寒酸，要養家養兒子（老婆是醫院護士，臨時工，每月基本工資只有308元）——光兒子每月奶粉就要五六百元，再加上每月還房貸630元左右，以及買房首付借貸等13萬元的債務，這是一個看不到盡頭的沉重。正所謂“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捉襟見肘的生活也許能讓一個人對未來失去信心。
有網友感嘆，“應試教育體制下，被拖垮的不單單是學生，還有老師。”把趙鵬之死簡單地與應試教育掛鉤也許有些草率，但不能不提到高三師生的格式化生存：報道稱，在館陶第一中學，高中階段各種模擬考試、會考、月考、周考、小測驗要有100多場。到了高三，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練，月考更是雷打不動。每個月，學生放假休息一天，而這一天，老師們要把月考的試卷判完。按規定寒暑假不許補課，但補課已成為慣例。高一的假期還能休息，高二、高三的寒暑假，因為補課，只能休息10天左右。一位老師稱，每天腦袋都是嗡嗡的，到晚上，基本上就不怎麼轉了。“有時想不管那麼多，但總不能因為自己不負責任毀了一屆學生。”在應試教育裹挾下，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難言輕鬆。
這一切，究竟折射出了怎樣的教師生態？今天，我們如何逃脫趙鵬式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