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對張倩的道德偏見後，我們不難發覺事件中更有值得挖掘的人性溫暖。
長沙一位母親送女兒高考路遇車禍，女兒在交警和路人的勸慰下含淚進考場。看到6月7日上演的這一幕人間悲劇，有些人發出了“高考比母親重要”的質疑。
高考從不缺新聞，而且每次都能引起我們的過度敏感。高考路遇車禍，當孤立無援的女生張倩在眾人幫助下離開母親，人們只關注到其參加高考的事實，卻忽略了整個事件過程中體現出的社會自救與愛心。於是，在參加高考與拯救母親之間，有人圍繞著張倩的“選擇”展開激烈譴責，矛頭不僅指向為人子女的孝道人倫，還指向“蠶食人性”的高考制度。
母親與高考，並非同一個層面的價值判斷，對張倩而言也不是一個多麼兩難的選擇。無論她留還是不留在母親身邊，母親的傷情依舊，高考也在那裏。原本執意送母親去醫院的張倩之所以參加高考，實在是眾人幫助下的結果。設身處地地想，遭遇飛來橫禍的張倩當時完全陷入絕境，在周圍人的安慰、勸說與推動下，不管是陪同母親去醫院還是去參加考試，于她恐怕都是一念之間。在警察和路人看來，參加高考才是一個“理性人”的選擇，才合乎利益受損最小化的原則，這種選擇本身可能並非出於張倩的主觀意願。
一些人之所以發出“高考比人命還重要”的質疑，很大程度上或是受到不滿高考的潛意識影響。在這樣的結果預設中，高考成了對抗孝道人倫的不正義制度，“一考定終身”的人才選拔扭曲了人性。這種結論或有其合理之處，卻是個體的道德偏見。那些幫助張倩的旁人可能太過看重高考，但輿論將道德評判的目光集中在張倩的一念選擇之上，並推斷出母親的生命不如一次考試重要，這讓一個高中生如何背負得起如此沉重的人性質疑。
由於事先預設了價值判斷，人們將焦點對準張倩的“選擇”，而對警察和路人的支援“選擇性失明”。事實上，在排除對張倩的道德偏見後，我們不難發覺事件中更有值得挖掘的人性溫暖。絕境中的張倩，顯然比“小悅悅”幸運得多，她得到了一場自覺的愛心救助。從送考家長和路人“停下來加入勸慰行列”，到警察開車將張倩送到考點，再到學校派老師送其進考場，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刻，不同的人對一位陌生考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正是這種關愛與呵護，才讓張倩能夠走出內心的極度困頓參加高考。對此，我們又怎麼忍心再度將她推入人性責難的痛苦深淵呢？(傅達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