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歲女童琪琪懸挂4樓陽臺，一“黃衣男”徒手爬上3樓防盜窗，足足將女童托舉了十余分鐘，在女童獲救後他默默離去——“托舉哥”的默默離去，並沒有阻止他的火。他的事跡在微博上被火爆轉發後，媒體開始了一場尋找“托舉哥”的活動。“托舉哥”被找到了，雖然這個可愛的年輕人一直說“不要把我當英雄”，但那套已經運作起來的“英雄塑造機制”是停不下來的，“托舉哥”不可阻擋地成為了英雄，媒體盛讚他，官員慰問他，政府獎勵他，民眾圍觀他，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他收到了無數企業的橄欖枝。
“托舉哥”顯然很不習慣突然成為焦點，疲於面對媒體採訪的他說，“真沒想到會這麼累”，每天最想“能夠早點回家睡覺”。面對這種“善意”的媒體轟炸，以及程式化的“英雄塑造儀式”，疲憊的不僅是“托舉哥”，還有公眾的道德審美。
我能理解媒體扎堆追捧“托舉哥”的善良初衷，是想通過讚美他來傳播正氣，重建社會道德，讓因道德沉淪而悲觀的公眾看到社會的美好；同時，也給“做好事有風險，誰還敢做好人”的消極心態以糾偏——做好人是有好報的。這份善意固然可嘉，可是，這種扎堆趕集式的讚美如果缺乏節制，缺乏應有的道德反思和集體內省，而僅僅是圍觀、追捧、獎勵，就會淪為一場對個人英雄的輿論消費，熱鬧之後，什麼也留不下。
中國當下社會的道德重建，最需要的是通過個體實踐，為道德建設注入正能量，讓每個人都成為道德的生產者，而不是從別人的道德行為中獲益的道德消費者。社會的道德建設最稀缺的不是“坐在路邊鼓掌的人”，而是行動者——扶起摔倒的老人、救起落水的兒童、托起懸空的孩子。我們都生活中這個社會中，每個人都是體制、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觀賞者、圍觀者、鼓掌者。只有每個人都成為道德的生產者，而不是道德的消費者、消耗者，這個社會才會形成一種健康的道德生態。
做道德的生產者而非消費者，有兩層含義。
第一層，每個人都應該去做有道德的人，從而形成一種相互受益的良性迴圈，而不能只想搭道德的“便車”，享受著別人“做好事”帶來的好處，自己卻不願貢獻道德資源。如果每個人只想“搭便車”，都將責任推給別人，最終社會將成為一個“他人即是地獄”的可怕叢林。
第二層，要積極用實踐行動去生產道德，而不是以廉價的讚美和喧囂的圍觀去消費別人，鼓掌和讚美是容易的——當然，對英雄的讚美是不可或缺的，“讓好人得到好報”、“聽到公眾的掌聲”也是一種積極的道德生產。可現實是，“坐在路邊鼓掌的人”太多了，而躬身踐行者稀缺。對一個見義勇為的英雄，社會從來不吝惜讚美、掌聲，不缺感動，不缺各種形式的致敬，缺的是行動上的追隨和精神上的信仰。
近段時間，社會上涌現了很多讓我們讚嘆的英雄，不僅有“最美教師”、“最美孕婦”和“最美司機”，還有像“托舉哥”這樣的英雄。其實，讓人感動的不只這些典型，有些人雖然沒有成為輿論聚焦的英雄，但其行為一樣讓人感動。比如江蘇一個叫仲叢貴的人，開車路過河邊時聽到有人落水呼救，便停車跳進湖中將落水者救上岸，因為著急救人，忘記關車窗。上岸之後，他看到車裏的包不翼而飛，包裏有給女兒婚禮購物的現金。儘管仲叢貴很氣憤，但他說為救人即使丟十個包也值得，以後還是會救人。一句“以後還是會救人”讓人肅然起敬，雖然他沒有像“托舉哥”那樣贏得輿論的追捧，但向社會中輸入了道德正能量，履行了道德生產者的責任，是否被關注已無關緊要。
讓我們帶著敬仰之心，默默看著做好事者轉身離去的背影，在以後的生活中想起他們“以後還會救人”，並像他們一樣做一個負責任的路人。這個過程，雖然沒有壯烈的犧牲，沒有激昂的口號，沒有喧囂的讚美，靜默無聲中的道德感化，卻更能觸動我們的內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