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捲全球的華爾街金融危機至今已過去4年。幾年來，各國政府開出的一系列救市藥方，不能說一點療效都沒有——從表面上看它們至少讓世界避免了又一次經濟崩潰，但迄今為止，世界經濟在整體性“復蘇”方面並無明顯起色，相反，“二次探底”或所謂“雙底衰退”的陰霾不僅始終沒有徹底擺脫，而且時有加劇跡象。從今年初至今的9個月裏，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先後三次下調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去年秋天預計的4.0%大幅下調到最近的3.3%；而其對明年全球增速的預估也下調至3.9%。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上一次爆發于金融市場的危機有政府來救，而這一次發生於政府自身的危機誰來救，誰又有能力來救。
2008年下半年，中國政府果斷地推出了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成為危機上半場的最大買單人；而到本月為止，事實上的“全球央行”美聯儲也已經連續推出三輪定量寬鬆（QE），購買債券總金額預計將達2萬億美元……這些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向金融市場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流動性，並幫助金融機構紓困。
如今再回頭認真檢視過去四年以來的所有努力，不得不遺憾地說，這不過是一場將危機從金融市場和企業轉移到政府身上的“搬家”而已。換句話說，危機並沒有解決，只不過從私人部門轉到了政府部門，從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危機變成了主權債務危機而已。
根據IMF的一項研究，從2007年次貸危機開始至2010年，全球公共債務增加約15.3萬億美元，其中逾80%來自七國集團。其間發達國家的債務佔GDP的比重，急升了21個百分點。當下，美國即將面臨的“債務斷崖”和歐洲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已經使發達國家的財政救市手段窮盡；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情形也好不到哪去；唯有稅收連年創下新高的中國尚有財政刺激的空間，但這也僅指中央財政，地方政府龐大的地方債務出現危機的跡象正日漸顯露端倪。
另一方面，全世界已經不得不為大規模的流動性注入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埋單：整個2011年，中國和新興經濟體，都在忙於應付因自身刺激政策和美聯儲及歐洲央行開動印鈔機的“外溢效應”而造成的通貨膨脹——別的不說，僅房地產宏觀調控就足以令中國政府撓頭，而高的房價泡沫破裂的巨大風險，更令整個中國經濟難以承受。在發達國家，嚴重的通脹雖然沒有明顯表現在CPI指數上，但黃金、原油和其他所有大宗商品的價格，都幾乎漲至歷史高位，華爾街的股票指數也差不多回升到了危機之前的最高點。
去年末今年初，國際上圍繞2012年中國經濟是否會“硬著陸”就展開過激烈的爭論。由於擔心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以及由此可能對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國銀行業造成的巨大危機，加之目前已超過10萬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務，許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評級機構——都將中國的“硬著陸”視為全球經濟的頭號潛在風險。從IMF、世界銀行這些國際組織到幾乎所有的投行研究部門，都紛紛下調了今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預期，並一再發出投資預警。
當然，也是出於經濟轉型的需要，中國政府主動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調低到7.5%。幾個月來，央行已經數次下調了存準率，向市場釋放了1萬多億元流動性，並且開始降息。但是，僅有“穩健的貨幣政策”顯然不夠的，財政上的刺激或許也是必須。如前所述，值得稍感安慰的是，相比焦頭爛額的歐洲與美國，中國政府握有的彈藥要充沛得多。
不過，新的財政拉動，我認為應該著眼於以下兩方面——
首先是結構性減稅；其中既包括前述消費補貼，亦應將下調進口關稅考慮在內。同樣是有可能擴大財政赤字的刺激政策，減稅和消費補貼充分發揮了市場的自發選擇機制，因而有助於企業和產業的優勝劣汰和經濟結構的調整，而政府集中投資則以人為決策代替市場選擇，往往保護了落後產能，對喊了多少年的“調結構”有害無益。到目前為止，已經出臺的減稅在總量和涉及領域各方面都過於有限，我認為，在擴大減稅及補貼覆蓋範圍方面，除了節能環保之外，與加快城市化進程有關的各項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都是大有作為的。
其次，政府還應該及時推進供給端的改革政策，在穩定傳統消費熱點的同時，儘快培育有潛力的新消費亮點，包括旅遊、休閒、醫療服務等。當然，這項任務不僅需要財政政策的支援，也有賴於在法律、行政等各方面改善消費環境、方便行業準入、完善市場監管。（陳季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