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廣州市科協召開了一個以“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從政府戰略到公眾參與”為主旨的論壇。此次論壇的亮點之一是官方、學界、市民共同參加，大家一起“坐下來，談一談”；亮點之二是“焚燒是否安全”等技術問題暫且擱置，大家共同探討了官民互信的話題。
這樣的論壇可謂多多益善。在垃圾處理中，“技術問題”並非不重要，但信任問題更關鍵，信任問題不解決，再好的技術也將被懷疑、被擱置。因此，只有增進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加以技術的改進，類似垃圾廠選址以及垃圾分類等難題，才有望獲得有效解決。
官民互信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也是政府推進工作不可或缺的前提。不過，在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心目中，民眾之於政府的信任似乎並不佔重要地位，仿佛開空頭支票、說了不算並不妨礙政府的公信力。而事實上，懷著此種糊塗觀念去行政，早晚會在現實中碰壁。不少地方在垃圾處理問題上因遭民眾強烈抵制而焦頭爛額，從中就不難看出民眾的信任是何等重要。
即使在那些牽涉面並不太廣的行政行為中，政府的信用也會給公眾造成深刻印象，甚至可能成為公眾在某個時刻採取何種態度的非直接因素。這可以解釋，政府的決策一旦涉及廣泛民眾利益之時，有人雖未必因此利益受損，卻也或明或暗地站在與政府不合作的行列。此種情形發展到極端，則表現為對官方的一切言行一概地不信任。
一些民眾對政府的作為、善意和難處全不理會，或有意地誤讀，或無情地調侃，自然是非理性的表現。但在政府一方，也不是無可反思之處，更不是給對方貼一個“刁民”的標簽就可以完事。換言之，民眾需要培養公民精神，而政府尤須具備現代行政理念。如果承認當今社會任何一個政府要長治久安，都離不開民眾的理解與支援，則民眾的信任就極為重要，而民眾的信任又不能不建立在政府的信用之上。
無論是個體間還是群體間，要建立信任都必然以接觸、對話等方式的互動為橋梁。時至今日，官民之間的互動較從前增多，但還遠未成為一種常態，以至於還有人認為政府能讓居民一起參加決策，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官民互動不但數量尚不充分、方式不夠靈活多樣，品質更有待提高。不少時候，人們看到的官民互動徒具形式，在媒體上固然很少聽到參與互動的民眾的聲音，至於民眾的意見建議在政府決策中發生了什麼作用，則往往沒有下文。這樣的互動不能說全無意義，卻未必有助於增進彼此間的信任。
在官民互動中，政府一方應取積極負責的姿態，比如徵集議題、創造條件便於民眾參與、及時通報互動情況等，而互動的效果，則直接取決於政府是否把自身置於與互動方平等的地位。比如垃圾如何處理，是政府與民眾必須共同面對也只有緊密攜手才能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標榜這是“民心工程”，好像此事的利害與己無關，若解決得不好，它就仍然是政府必須完成的“工程”。至於“打保票”、說過頭話，雖仍是一些官員的習慣性行為，卻不但不能消除民眾心頭的疑慮，反而易使政府陷於被動。
政府包打天下的時代早已終結，單方面制定政策並輔以強制力推行的行政方式也已成強弩之末，只有深獲民眾信任、能夠喚起民眾公共精神的政府才能有所作為。優化官民互動，構築官民互信，乃是破解包括垃圾處理等諸多難題的刀鋒。（滕朝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