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陜西省要求房地產開發商的利潤率控制在10％左右，否則，將無法在價格主管部門備案，也無法取得預售證。這一紙“限利令”，受到“執行難”的強烈質疑。
“執行難”在何處？難在商品房的成本無法確定，可以說是個“謎”。成本不明，就無法計算出利潤率的多少。
成本核算，是企業財務的基本課。任何企業的運作，都得有一本成本賬。商品房成本的構成並不複雜，相對說來還比較清楚，不外乎是土地、稅費、建築安裝與企業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將這幾方面的支出相加，與銷售收入一比，利潤率不就出來了嗎？
當今，表面上也是這樣在計算的，可結果卻大相徑庭，有說利潤率為30％的，有說高達50％的，也有說只有10％的。從10％到50％，差距為何如此之大？固然與不同地區、不同時間以及不同經營狀況有關，但從根本上說，則是因為真實的成本在“躲貓貓”，難於反映出真實情況。
人們現在看到的一些商品房成本構成計算，土地費用佔多少（一般為30－40％），稅費支出佔多少（一般為20－30％），建築成本佔多少（一般為10－20％），利潤是多少（一般為10－20％），其中有些成本是虛高的，並沒有那麼多。之所以要往高處算，是因為要把其中見不得陽光的“灰色成本”打進去。這一“灰色成本”，包括違紀的請客送禮和違法的行賄受賄，乃是房地產開發中不可少的“潤滑劑”。幾乎沒有哪項房地產開發不作這樣的“公關”，不付出這樣的“灰色成本”。有專家估計，這方面支出要佔總成本30％。據說房地產行業有一個“內部公式”，即：開發成本：開發商利潤：灰色成本＝1：2：2.。如果確有這一公式的話，那麼，“灰色成本”竟還要高出30％，達到40％，成了房地產成本的大頭！
“灰色成本”，是一種腐敗成本，是抬高房價的一個重要推手，最近，廣州番禺區城管局原政委被曝光擁有22套房產，這是他用幾生工資收入也無法買下的，而他之所以能輕鬆擁有，靠的是權房交換。表面上看，是房地產商送的，實際上，房產商都作為“灰色成本”轉嫁到廣大消費者頭上。這並非個案，貪官往往有“三多”，與金錢多、女人多同在的，就是房產多。如山東省原副省長黃勝有房產46套，上海市房管局原副局長陶校興有房產30套，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有房產25套，雲南楚雄州原州長楊紅衛有房產23套，如此等等。巨大的腐敗成本使“賠錢的買賣不做”的房產商，堅持高房價。要讓高房價降下來，則必須狠狠觸動高達30％的“灰色成本”，即腐敗成本。中國青年報在報道陜西的“限利令”時，用了這樣的大字標題：“如能避免30％‘灰色成本’，房價可以‘打對折’”。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經濟學家成思危也說過，如果30%的“灰色成本”在陽光下被避免了，房價就會下降。
“灰色成本”儘管在我國房地產成本中舉足輕重，但由於它見不得陽光，官商交易的雙方都緘口如瓶，秘而不宣，並將其充作其他成本以滅跡，以致房地產成本變成一團糊塗賬，形成了所謂“謎”。實際上，這個“謎”並非是難以理解的奧秘事物，如野人之謎、百慕大之謎、羅布泊之謎，而是有人故意製造出的混亂與迷霧，隨著反腐鬥爭的深入發展，人們越來越看清其中的把戲，只要用手指頭稍稍一戳，就可揭開它上面蒙羞的紙，露出其腐敗真相，使“謎”而不“謎”。
基於此，要規範控制不合理的房價，在施行“限利令”的同時，更要高高舉起反腐的利劍，剷除一切腐敗成本。十八大召開後，隨著反腐鬥爭的深入展開，不少人堅信“反腐能降房價”，就像限制“三公消費”能減少奢侈浪費一樣，雖然也有人認為腐敗因素微不足道，關鍵是供求嚴重不足，但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灰色成本”或者說“黑色成本”與貪官大量囤房，是助高房價的重要推手。近日被判死緩的江西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吳志明，受賄金額高達4732萬元，被稱為“江西第一貪”，江西檢察機關在審理中透露，在工程建設領域，有的企業將工程造價的5%至10%作為行賄金列入支出成本。從事房地產的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則說，許多貪官擁有幾十套房子，當房子成為真正的需要，而不是由貪官藏起來，房地產才會回復到正常的市場。
這就是說，當商品房成本之“謎”被反腐利劍戳破而不再迷惑人的時候，高房價是會降下來的。民生多艱，再也不能容許腐敗的“灰色成本”盤剝百姓了，執政為民的政府理應在這方面有更有成效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