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各種研討會，印象最深的不是專家們的高見，而是他們都喜歡說一句話：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應該果斷，不要被網上的言論所綁架，不要被民憤牽著鼻子走。
比如，參加一個社會保障的主題論壇，談到延遲退休和事業單位的改革時，有專家義憤填膺地說：有些改革早就該推行了，不能因為網上一反對、輿論一批評，政府立刻就退回不改了，這種息事寧人和缺乏決斷力，不是應有的改革態度。參加一個關於資源價格調整的研討會，專家也是憂心忡忡：中國的資源價格太低了，必須漲價；每次一說要提價，輿論就反對，輿論一反對，漲價的議題就被擱置了——事實上，只要漲價，輿論必然會反對，政府總這樣被民意綁架，什麼改革都推行不下去。
這類專家觀點我很認同，官方在很多問題上確有被民意和網憤所綁架的傾向，因此使一些應有的改革寸步難行。政府決策應尊重民意，但又不能被其綁架和裹脅：一方面，民意不是唯一的參考因素，在很多問題上正當程式比民意更重要，民主才是一種正當程式；另一方面，民意並非一定就是正確的，其中有很大的非理性成份，情緒化和民粹化的聲音有時甚囂塵上。政府的民主決策應該排除各種法外力量的干擾——長官的意志、行政權的左右、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當然也包括這種網路情緒和憤青輿論。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政府失去了應有的決斷力呢？
首先在於，在貧富差距拉大的語境下，這種民粹情緒和網憤的力量，成為一種越來越強勢的輿論力量。這種情緒站在“我反抗我正義”的道德高地上振臂一呼，在民間很有道義感召力和凝聚力。尤其是這種情緒經由網路發酵和放大後，很容易變成一種來勢洶洶無堅不摧的聲浪，遮住理性的聲音，成為改革的阻力。沒有一個政府不頭疼于這種洶湧的輿情，“怕事”的官方有時只能選擇息事寧人擱置爭議。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政府本身在很多改革上缺乏足夠的制度自信和程式自信。政府在一些改革問題上之所以選擇“屈從”網路民粹，並非真的站在民粹那邊，改革也是應該的，可政府本身的改革程式並不正當。比如資源產品如水和電的漲價，本來都該漲，可很多時候漲價的聽證會形同虛設，壟斷國企成天喊虧損，卻不把成本清單向社會公佈——這就為民意抵制漲價找到了一個有力的藉口。本身程式不正當，就無法自信地擺脫民憤綁架，進而推行理性的改革。
增稅問題上也是如此，無論是資源稅還是房產稅擬或擁堵稅，之所以政府一提“增稅”輿論就反對，關鍵就在於“增稅”缺乏正當程式。雖說基本的利益本能導致只要政府增稅，輿論必然會反對，但如果增稅經由人大討論和投票，並且將稅收流向公開，民意的反對就難以成為阻力。“經由正當程式”是政府可以抵制民憤綁架的最有底氣的理由。可是，一些地方政府自身不正，沒有依法行政的習慣，當面臨那些無理的民意綁架時，自然只能忍氣吞聲。沒有一個正當程式能使政府決策免於民粹阻撓，綁架在所難免。
當然，還因為權力在制度上未被約束，很多地方政府醜聞纏身，權力經不起質疑。這種制度原罪和腐敗上的污點，使其在面對輿論壓力時缺乏“堅守原則”的底氣。原則在權力那裏經常成為橡皮泥，權力被濫用，這使政府在利用權力做正確的事情時，也失去了道義正當性。
政府部門易被網憤綁架，還有另一重原因，即不敢負責任。頂著輿論壓力做決斷，需要足夠的勇氣和責任感，因為如果決策出現失誤，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可一些官員並無這樣的擔當，一遇阻力便停止改革。不改革，對他們沒有壞處，但如果改出了問題，可能就會影響仕途。所以，他們寧願選擇未來的危機，也不願接受眼前的微詞。
當然，更多時候，“政府被民憤網憤綁架”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很多受到輿論狙擊的規定，最終都還是或明或暗地實施了。一項改革，只要不損害官員的利益，無論一時阻力多大，最終都能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最大的問題不是“被民粹綁架”，而是被官僚階層綁架。正如黨內一些清醒的官員所言，只要改革一涉及官員利益，便漸而不進了，甚至“改革到官為止”。民粹並不對改革構成真正的阻力，固化的官僚既得利益才會。(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