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明建設需要新思維
從“自我中心”的生存文化轉向“承認他者”的公共文化；
從“競爭生存理性”轉向“和諧合作”的共生理性
說起公共文明建設，我們往往會想到這些年來大規模的城鄉開發建設，海外來人往往驚嘆我們一些大城市的規模氣派，甚至以為一些中等城市的設計佈局和外觀也可與歐美比肩；人們也往往會想到從“五講四美”到“八榮八恥”的種種文明禮儀活動，這些活動規模的廣度和力度，也是國人能感受到的。然而，這些年來，隨著公共空間的日益擴大，國人有違公共文明的行為屢屢發生，往往令人咋舌扼腕。公共文明硬體建設與軟體建設何以出現反差？國人公共文明的素養何以裹足不前？面對問題，今日的公共文明建設，似乎應有一種新的思考、新的突破和新的拓展。
何謂文明？被稱為“21世紀社會學家”的德國學者諾貝特·埃利亞斯在其經典著作《文明的進步》中認為：文明是一種結構，也是一個過程。這就是說文明是一個由諸多要素構成的系統，文明的進程實質上就是諸多結構要素互動影響的過程。毫無疑問，公共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鏈條上的一個特定環節，公共文明的建設進程，是由其諸多結構要素相互影響發展的過程。整合多種研究觀點，我們大致可以把這個結構立體化為兩個層次：淺層次與深層次，當然，我們也可形象地稱之為“淺水區”與“深水區”。“淺水區”大致包括“器物建設”與“文明舉止”；“深水區”大致包括社會文化與人的理性。
公共文明建設的過程要求淺層次與深層次的要素同步向著一個方向進行整體性的“轉身”。也就是說，當我們進行淺層次的“器物建設”和人的表面化的文明禮儀規訓的時候，深層次的要素也應同步跟進。具體地說，一方面，要使處於結構深層次的社會文化，實現從“自我中心”的生存文化向“承認他者”的公共文化轉身；另一方面，作為結構又一深層次要素的人的理性，則實現從“競爭生存理性”向“和諧合作”的共生理性轉身。公共文明的建設正是這種整體的、漸進的過程，這種過程是自然而緩慢的過程，革命式、運動式的方法似乎並不適合這一類建設。“百年樹人”的箴言似乎更切合解釋這一建設特點。
當我們大致了解了文明建設的一些特點後，對於本文開頭提出的兩個問題就比較容易作出回答了，這是因為我們比較習慣以傳統的、平面的思維方式去認識公共文明建設問題，以至於止步于淺層次的文明建設要素，而未認識到更深層次的建設要素。以現代的、立體的、過程性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公共文明建設，那麼，新的目標、新的拓展點就隱約可見了。當然，實現目標的路徑選擇也十分重要，這裡也有一個轉變習慣思維方式的問題。實際上，公共文化的建構與人的公共理性的養成，仍然是一種結構性的進程，唯有諸如社會經濟發展、制度導向、教育方式、文化傳播乃至人的心理狀態等要素，形成一種良性的同步互動機制，文化建構與理性提升才有可能避免“單兵”突進，達到事半功倍之效。今天，隨著社會物質財富的充分積累、國人“轉身”意識的日漸強烈，正是我們實現整體“轉身”的大好時機，我們一定要抓住這個機遇，在公共文明建設的“深水區”，實現新突破、新拓展。
公共文明建設並非僅是某個國家、某個民族內部的問題，也是整個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但是，放眼世界，我們許多人、特別是那些舉足輕重的政要，並未擺脫“冷戰思維”，從而使得保證全人類和平共處、和諧生活的“地球村”的公共文明建設舉步維艱。不過，歷史的潮流不可阻擋，人類終將掌握自己的命運，“地球村”的公共文明建設終將或正在迎來“進行時”。(孫抱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