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南京發佈空氣品質紅色預警,南京市城管局環衛處通知各區環衛公司,要求給所有環衛工人購置專業防霾口罩。但有市民反映,在路過建鄴區黃山路的時候,看到在戶外辛勞工作的環衛工人們,並沒有戴上專業的防霾口罩。記者進一步了解發現,河西建環環衛建設公司竟只給管理幹部採購專業防霾口罩,給環衛工人配備的只是普通紗布口罩。(12月9日《南京晨報》)
“防霾口罩給幹部,工人戴普通口罩。”如果說無處不在的霧霾只是對身體有害,那麼,霧霾當前由管理部門給出的這種應對秩序,則是在傷人心。面對霧霾,最根本的應對之道當是相關部門和社會拿出合力進行有效治理。但霧霾作為一種氣象災害,它註定不可能迅速消除。事實上,社會各方面,如何做好與霧霾長期打交道的準備,已經是一種必須面對的現實。在這種條件下,讓那些不得不在霧霾之下工作的群體,如環衛工,享受到最優先的保護,乃是基本的應對倫理。
客觀而言,即便是給環衛工發放專業口罩,也只是一種最低限度的保障,只能說是迫不得已下的必須。儘管無人能完全倖免于霧霾的傷害,但對於公共部門而言,一個小小的普通口罩與專業口罩的區別,隔開的卻是一種“共呼吸”的責任擔當倫理。幹部優先配備專業口罩,它像極了另一種形式的“特供”,當如是顛倒的應對秩序蔓延開來,未嘗不是一種危害更大的“霧霾”。
某網媒的一篇評論不乏調侃地提出:霧霾在肆虐神州之時,也給我們民族和個人帶來了五大好處,其中之一則是,讓中國人更平等。客觀上,霧霾面前無人能夠倖免,這確實是一種“平等”。但是,這種平等更應該是基於平等的受難而生發出的共同應對的同理心。坐在辦公室的領導幹部領的是專業口罩,暴露在霧霾中的環衛工則只能佩戴普通口罩,如此應對,顯然難以讓人感覺到這種“平等”的治理決心。由此,又何以讓人對共同承擔和共同治理抱以樂觀?
當霧霾襲城成為一種既定事實,每個人都只能選擇共同應對。同時,公共部門也需要將有限的救濟資源優先分配給最需要保障者。如果在口罩的發放上,都依舊遵循“官員優先”的治理秩序,又何以讓人相信“休戚與共”的責任共鳴?霧霾可怕,更可怕的是治理思維上共鳴感和責任感的斷裂,人為製造置身事外的“避難特區”。進一步言之,呼喚一隻“平等”的口罩,更意味著在霧霾應對的責任鏈條上,從政府到環保部門到企業到家庭乃至個人,都能承擔科學合理的責任分配,舍此,註定霧霾難去。
“與霧霾的較量或許還剛剛開始”。而諸如口罩發放失序這樣的治理插曲,或許也只是類似失序的開端。它背後的潛在語必須被看到:霧霾的形成肇始於粗放式的社會生產和生活方式,正是緣于總有一部分人覺得自身能夠置身事外,正如一篇媒體評論中所揭示的:個體的理性最終“成就”了全體的非理性。而治霾資源的不當分配反襯出的治理和應對思維,未嘗不是那種短視“理性”的繼續。(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