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簡政放權”再次成為改革熱詞，重溫以下觀點顯得很有必要：“中國教育是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此說不無道理，幾乎每年都有人借此表達對教育的不滿，最近一次出自歐美同學會副會長王輝耀之口，他呼籲教育改革開放。
其實，這些年來，在基礎教育階段一直涌動著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的改革熱情，山東濰坊、山西晉中、浙江上虞、四川閬中等不少地方的教育品質，已有令人欣喜的改善，可以說，計劃經濟的這個堡壘正從內部鬆動。三中全會《決定》釋放的信號進一步表明，堡壘遲早會被攻破。
一個令人興奮的突破是，給予學生可多次考試的權利。前不久，教育部基礎教育一司司長王定華在解讀這一方向時舉例說，有的高中一年級學生參加了社會化的英語考試，成績非常不錯，他可以不上高二、高三的英語課，“可以去操場上跑步，可以看自己喜歡的書，可以搞一些課題研究”。他還強調說，高中每一個學生將擁有自己獨立的課表，“我們期盼多年，這一次必須實現”。很顯然，新一輪教育改革突出的一個關鍵詞就是“選擇”。
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們的生活、學習、工作嚴重缺乏選擇性，只能遵循指令而行。農民被限制在土地上，城裏人的一日三餐也受制于糧票、油票。30多年來，我們接受的教育也與此相似。從小學開始，我們學什麼、跟誰學、如何學，被一張張課表計劃好了，學生們只能在一條既定的軌道上前行，區別只在於有的人走完了全程，有的人半途而廢。而在辦學之路上，學校也缺乏自主權，大都只能按照教育主管部門的指令齊步走。
中國的基礎教育必須走出這個怪圈：學校被上級管得過死，學生被學校管得太嚴。一些校長會抱怨檢查、評比太多，沒有選擇教師的權利，甚至無法做主為學校購買什麼樣的圖書，導致大量“垃圾”佔據圖書室等等。而他們中的一些人一旦面對學生，又會把上級對他們的管理方式變本加厲的轉嫁給孩子們。
比如，福建省安溪縣龍涓鄉舉溪中學就發佈規範女生行為的“七不許”：不許給男生傳遞紙條；不許認男生為‘哥’； 不許邀男生一起過生日；不許和男生單獨同乘一輛自行車及其他交通工具……“否則，均視為品行不端，有辱家風、校風”。這種嚴加管制，實際上是目前學校自身管理困境的某種投射。
教育部門和學校一直聲稱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須知，這個目標的實現必須基於學生自由、充分的選擇。何謂發展？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認為，擴展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們幾乎不能有選擇、而且幾乎沒有機會來發揮其理性主體的作用的各種類型的不自由，構成了發展。
對於教育而言，不自由必然阻礙發展。幾乎不能有選擇，導致了教育的一大問題：把不同的人培養成了同一種人。無數個性格、天賦、興趣、生活經歷迥異的學生，以高度相似的方式接受教育，讀同樣的教材、上同樣的課、做同樣的作業，連體育課也不例外。這樣的學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工廠，一個個不同的孩子來到這裡，經過學校幾年十幾年的打磨，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棱角，變成了相似的產品：他們雖然長著不同的腦袋，卻難以產生與眾不同的想法，甚至連自己喜歡做什麼、擅長做什麼都不清楚，所以才會出現每年數百萬人一窩蜂報考公務員的奇觀。
從某種程度上講，一所好的學校應該像一家大型的超市，學生就像顧客，能在其中各取所需。學校要做的，應該是盡己所能開發、提供多元、適合的課程產品吸引學生們選擇，而不是強制性的把他們圈在一個個的教室裏。一些學校的探索表明，只有自主的選擇，才會激發學生的興趣與活力，他們的差異才可能因此而展現，“因材施教”才不會淪為空話。
北京十一學校，就開設了200多門課程（其中數學就分六個層次，供不同能力不同追求的學生選擇），實行走班選課，每一個學生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課表，該怎麼學，自己做主。我在採訪中也發現，即便一些師資等資源薄弱的農村學校，只要“目中有人”，同樣也能做力所能及的改變，為學生們提供教科書之外的更多選擇。國家督學、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說，人生是一枚硬幣，正面是選擇，背面一定是責任。只有交給學生們選擇的空間和權利，他們才可能尋找到適合自己的教育。（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