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現代化要從治理“為官不為”開始
在4月20日召開的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推進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組長劉雲山提出一個鮮明的觀點：“為官不易”不能“為官不為”。
筆者以為，在這裡，“為官不易”指出的是為官者一種心境。“為官”之所以“不易”，指的是“為官者”內心必須有一種境界，有一種追求，有一種責任，更要有一種擔當。
縱覽中國歷史，先賢為我們樹立了典範。前有北宋大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濟世格言，後有清代民族英雄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為官信條，既反映了先賢們做人的寬闊胸襟，更體現了他們為國為民的政治情懷。
今天我們說“為官不易”，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指的是領導幹部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無疑是社會的中堅，一路走來，無論選舉還是任命，無論是提拔還是遴選，都要過五關斬六將、優中選優，最終脫穎而出。另一方面，最近一段時間，為官者感受“為官不易”，實際上是對自身定位的認知昇華以及生存狀態的理性回歸。習近平同志當年在福建寧德工作時就指出，認認真真地當好共產黨的“官”是很辛苦的。他曾強調，“我們不舒服一點、不自在一點，老百姓的舒適度就好一點、滿意度就高一點，對我們的感覺就好一點。”他還曾尖銳指出，“不想接受監督的人，不能自覺接受監督的人，覺得接受黨和人民監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備當領導幹部的起碼素質。”可見，“為官不易”乃天經地義，是為政者的本分，感嘆大可不必。正所謂做難事者必有所得，感受到為官的不易，必然也能感受到心繫天下蒼生的歡樂和自豪。
為官誠然不易，但不能“為官不為”。在工作中，一些黨員幹部患得患失，怕得罪人、出亂子、丟位子，下不了狠心，導致責任不落實，工作沒效果；有的對上級的決策部署陽奉陰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形式主義，其結果是貽誤了戰機，耽誤了發展，可謂“為官一任、禍害一方”。一些黨員幹部面對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奇談怪論，視而不見、不敢表態；面對大是大非的重大理論問題，不敢發聲、不敢亮劍；面對黑惡勢力橫行霸道縮頭忍讓，只想做“紳士”，不敢當戰士，其結果是是非不清，引起人們思想的混亂，造成社會秩序的失范。
“為官不為”最重要的表現是“理政無良策、行政不作為”。在觀念上，崇尚享樂主義，貪圖享受；在精神上，消極懈怠，敷衍塞責；在工作上，只求過得去，不求過得硬。遇到矛盾逃避躲閃，遇到困難繞道拐彎。
從本質上講，“為官不為”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毛澤東同志寫過一篇文章叫《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給“為官不為”者畫了一幅生動的畫像：“人云亦云，得過且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往深處看，“為官不為”貽患無窮，其害有三：
一是“為官不為”為社會矛盾激化提供了可乘之機。在事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上，一些“為官不為者”的麻木不仁，大大損傷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既損害了執政基礎，又助長了社會的不穩定。某種程度而言，今天的“為官不為”就有可能造成明天的“為官不易”。
二是“為官不為”浪費了寶貴的行政資源。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產品的提供者，承擔著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重要職能。如果為官者不認真履行職責，就會出現假冒偽劣、有毒商品充斥市場，違法犯罪行為滋生蔓延等經濟失序、社會失范的現象，公民福祉和幸福感也必然受到減損。
三是“為官不為”損害了公務員隊伍的良性生態。官員是國家公務員隊伍的領頭羊，“官”若身先士卒、勤政為民，“吏”也會應者雲集、紛紛效倣。反之，“官”若消極懈怠、無所作為，“吏”也會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放任“為官不為”的現象不管，必然導致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減弱。
當前，要反對一種傾向，即以“為官不易”為由，為“為官不為”尋找藉口。從表像上看，這些官員是“平庸主義”、“好好先生”，奉行所謂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從本質上講，是缺少敢於擔當、敢於犧牲的奉獻精神，暴露了他們狹隘的人生觀價值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必須先從治理“為官不為”開始。（會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