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新京報》報道說，4月24日，《人民日報》海外網發佈了習近平在1990年3月與地縣辦公室幹部談心時的講話，講話主題是談秘書工作，習近平要求秘書不自恃，“不能認為‘機關牌子大、領導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無恐，更不允許濫用領導和辦公室的名義謀取個人私利”。報道提到，鋻於一些秘書已成“貪腐掮客”謀個人利益，多地發通知要求取消專職秘書。
如果有人問，現在有多少人在專門從事秘書工作？恐怕誰也說不出個準確的數目。秘書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首先就因為現行秘書配置早已突破制度規定。不必說副部級官員配備專職秘書司空見慣，廳局級乃至縣處級官員，又有幾個沒有專職秘書的？上個月，山東曲阜市委取消秘書配備制度，包括市委書記、市長在內的10個市級領導的專職秘書全部回原崗位工作，而曲阜市不過是一個縣級市。早在2003年，四川省就取消了市、縣領導專職秘書近2000名，而2005年該省又發通知要求再次清理領導專職秘書，可見反彈之迅速之猛烈。
秘書的存在價值是毋庸置疑的，專職秘書氾濫則會引發大毛病，何況相關制度也規定得很明確。那麼，真要解決秘書的問題，就必須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自上而下地開展一次強有力的清理行動，不論官大官小，違規都要糾正。如果只是個別地方的自覺清理，那麼就容易形成孤島效應，清理成果難以鞏固，換個領導很快就能捲土重來。為什麼？因為別人都還配著秘書，憑什麼自己沒有呢？
但真要按規定嚴格清理，阻力恐怕也不小，而阻力還很可能主要不是來自秘書，而來自他們的領導。人們常說秘書離不開領導，實際上一些領導或許更離不開秘書，患上了“秘書依賴症”。有的領導似乎沒有秘書，講話稿就不會寫，工作就會失序，生活也會變得一團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可以說有的領導工作能力甚至生活能力都有退化的跡象。大事小情皆由秘書代勞，就在客觀上為秘書干政提供了土壤。因此，專職秘書的“普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應是一些領導幹部的推動。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直至形成如今的普遍性違規壓倒正式制度安排的難堪局面。
秘書是領導“身邊的人”，工作崗位特殊，理應慎重選人。但從前，往往是我（領導）要一個秘書，你們（組織）幫我找；如今則多是我看中了一個秘書，你們幫我安排。於是，組織在選配專職秘書時，不過是在貫徹領導的意志，而某人成為專職秘書也不過是領導的垂青。這樣一來，專職秘書的選配就趨於去組織化，而轉為變相的私相授受。一些領導工作調動，常常把原來的秘書也帶到新的單位，不知這是否符合規定？顯而易見的是，領導和秘書的這種關係，已超出一般的工作關係，隱然形成難以分割的關聯甚至不健康的人身依附，發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象也就不奇怪了。
在領導身邊當了幾年秘書，就會得到比較好的安排，升職似乎也比較快，或走上重要領導崗位，或出任一方大員。這樣的事例並不鮮見，人們也頗多微詞。這當然不是說秘書出身的官員就難堪大任，但他們離開秘書崗位後的工作安排卻也不是沒有討論的空間。一些秘書以及秘書出身的官員發生腐敗，並不足以構成對整個秘書群體的否定。然而，從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來看，龐大的秘書特別是專職秘書的存在，不能不說是一個問題，應當及早提上改革日程。（作者滕朝陽是北京青年評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