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格林開了一整夜車，要去邪教組織“同一教”解救妹妹凱瑟琳。那時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要對抗的不僅僅是一個邪教組織，還有控制“教徒”的一整套“洗腦術”。
那是1974年，剛剛高中畢業的凱瑟琳失蹤了。她去參觀一個“通過哲學、社區生活和精神引導創建美好生活的非營利組織”，隨後和家人失去聯繫。一個多星期後，母親接到凱瑟琳的電話，她說自己已經找到生命的意義，不打算再回來。
上世紀70年代，類似的失蹤案在美國的火車站、公交車站、海灘等公共場所發生過多起，這些年輕人被父母找到時，已經變得眼神古怪、笑容虛偽、語言單調，“像去了核的蘋果”。把他們從父母手中奪走的，就是一個個邪教組織，以及背後共通的“洗腦術”。
“同一教”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教主”生活奢華，自稱“宇宙真父”。他為信徒配婚，強迫信徒獻身、募款、推銷貨品，稱這樣可以消除“原罪”，實際是為“組織”籌款。
凱瑟琳見到福特後表現得很疏離，倒是“組織”裏的同伴熱情地接待了哥哥。起初，福特這個大學生並沒有太當回事，卻一步步踏入了“洗腦術”的控制範圍。
首先是認識新人，10個人圍成一圈，互相拉著手。輪到福特自我介紹時，他直接說自己是來解救妹妹的，組長聽了馬上高喊起來：“我們愛你，福特！”其他的人也跟著吶喊。被抑鬱症困擾了18個月的福特在“愛的轟炸”下感覺挺不錯。
接著在哲學課上，老師講到，每個人都有瑕疵，只有通過不斷努力才能變得純凈；愛不止是一個目標，更意味著承擔真正的責任；科學和宗教一直以來爭論不休，是時候統一它們了。
空閒的時間裏，大家被組織起來一起唱歌、運動。不管去哪，都有一個精神指導跟著你。每天都過得很“充實”，當然也意味著幾乎沒有思考的時間。週末結束了，福特決定留下來。
看上去，這只是個普通的夏令營，但每個環節都經過了精心設計。隔離、催眠、睡眠剝奪、飲食操縱和灌輸恐懼是大多邪教組織慣用的“洗腦術”。他們首先會讓新成員與世隔絕，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失衡，使他們卸下防備；然後是“愛的轟炸”，讓他們一點點被說動。如果男性成員感到不自在，“組織”就派漂亮姑娘去說服他們留下。
美國心理學家史蒂夫·哈桑把這種精神控制總結為“BITE模型”，即行為控制、資訊控制、思想控制和情緒控制。比如在“同一教”，衣食住行、睡眠和閒暇時間都是被統一安排的，休息時總是沒完沒了地唱歌或者表演節目，根本沒時間交流和思考。
那些剛進入“同一教”的新成員，郵件會被審查，給家人打電話時，組織的人還要站在旁邊監督。多疑的新成員則會被帶出去散步，避免疑慮傳染給其他人。
不僅如此，教徒們白天要在外面工作，為組織募款，勞累被歸咎為邪惡思想在作祟，承擔起自己的責任被視為“意義非凡”，罪惡感和特殊使命感被放大，組織不僅要控制一個人身的身體，還有他的情緒。
儘管福特接受過高等教育，但在“洗腦術”的控制下，他沒有把妹妹解救出來，自己的思想卻被改造了。直到7個月後，他終於意識到，農場、吉他、歌唱都只是掩蓋“洗腦術”的手段。
1976年，凱瑟琳的母親打電話給女兒，假裝說“同一教”的首領降臨到她的夢中了，她覺得自己以前的看法完全錯了。凱瑟琳高興地回到家裏，卻被哥哥顧來的私家偵探摁倒在地，囚禁在親戚的莊園裏。她絕食抗議，拒絕對話，砸碎葡萄酒瓶割斷左手大拇指的肌健和神經，房間裏的血用一整包衛生紙才擦乾凈。
福特站在旁邊，看到了妹妹臉上的表情，“那是你在魔鬼臉上才能看到的表情——冷酷無情的微笑”。後來，凱瑟琳用醫院的公共電話打給“同一教”，逃出了醫院。她改了名字，搬到另一個州，擺脫家人的尋找。
30多年過去了，凱瑟琳依然是“同一教”成員。《洗腦術》一書的作者曾在哈佛大學的一間咖啡廳裏見到她，那時凱瑟琳已經成家，並且生了兩個女兒。
但她們的父親，是“教主”在一個彌撒儀式上為凱瑟琳選定的，倆人之前從未見過面，那是個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日本人。（記者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