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深圳11家市屬公立醫院目前醫療欠費累積達到8157萬元，欠費人數有8000多人，欠費的不全是病人，還包括社保和保險公司。鉅額欠費成為醫護人員和醫院的心頭之痛。
醫院是“道德衝突”最為劇烈的一個場所，具體表現在個體與單位的道德衝突，醫療人員遵從“希波克拉底誓言”，它有“救死扶傷”的先天性道德責任，“見死不救”有違醫德，而醫院卻有財務平衡經營責任，“沒錢不治”符合行業經營的普遍準則。一旦醫院把財務平衡的責任轉嫁到具體的醫療人員身上時，醫療人員將陷入多重困境，醫生既是醫療人員，又是催債員。公立醫院因其社會公認的公益性，而會陷入這樣的道德衝突中。
任何醫院，都有醫療欠費收不到的經營性風險，這個風險在可控的範圍之內時，並不會破壞醫院的財務收支平衡。但風險遠遠超出了它的承載力之時，醫院就面臨著“破產”的壓力，其日常性維護也會受到影響，從而會降低醫療品質。也就是說，欠費到一定水準之後，醫院的風險就轉化為社會的風險，社會和醫院及患者，面臨著“三輸”的困境。
困境具社會性，就需要社會化力量來化解。社會化的力量，包括醫院、政府、社會、個人。在現階段尚不可能實現全民免費醫療的現實情況之下，過多談論財政埋單並無多大意義。
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債權讓渡”機制。由於醫院缺少向患者索債的專業能力，“先治病，後付款”的高調道德，最後可能被部分人鑽空子，入院時稱沒錢，治好後就溜之大吉，留下一攤帳單。讓催債能力遠遠遜於手術刀技術的醫生，離開醫療室，到民間催債，不僅是一種專業浪費，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必須得把醫院的非醫療責任的債務，打包後出售給另一專門機構，由這一機構代為執行債權。這一機構可以集中專業力量追訴惡意逃債者，向醫保單位追討醫療賠付，並向有社會救助義務的慈善機構、紅十字會、政府的民政基金等提出專業救助申請。
非醫療事故的債務脫離醫院，轉移給專業性機構後，也並不是萬事大吉，當專業機構實現債權的商業可能性低時，他們不會樂意扮演這樣的角色，必須在社會上有多重替代債務人之時，這樣的商業可能性才會變多。所以，下一步就是如何打造充足的社會化的替代債務人。
依海外經驗，社會有暴力侵權受害者基金，受害者不僅可以從這一基金中獲得賠償，醫療部門也可以從這一基金中獲得部分或全部的醫療費賠付。另外，很多國家都有個人破產制，個人破產制的執行，有利於制約那些惡意躲逃債務的人，使他們在制度的引導下最終選擇自覺繳納醫療欠費，認為這樣的選擇對已利大於弊。當然，最終解決方案在於不斷充實醫保，降低看病痛感和欠費的可能性。（和靜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