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十八大之後，已經有14個地方的省（區、市）委調整了組織部長人選。異地調任的組織部長不僅籍貫所在地與就職地不同，仕途履歷也與就職地沒有關聯。在28個省份中，有18位省級組織部長在就任現職前已有組織人事的工作經驗，其中有7個省份的省委組織部長曾經在中組部工作過。
從當前加強吏治的反腐形勢來看，負責遴選幹部的組織部門無疑應該得到加強。因為“蒼蠅”也好，“老虎”也罷，只要被提拔到相應的行政職位，其中沒有一個不是經過組織人事部門，通過層層關卡與程式後被任命的。正因如此，組織人事部門作為考察任用幹部的職能部門，如果失職，將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
在地域遼闊的行政管理範圍內，垂直領導體制下的幹部遴選，歷來是國家政治和吏治中的難題。實際上，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中央政權，往往靠任用那些籍貫所在地與就職地不同，或者仕途履歷與就職地沒有關聯的官員，作為忠誠于中央政府以及保證自身廉潔的重要措施，並且以不限地域範圍的“科舉”作為實現這一措施的制度化背景支援。這種措施，堪稱古代社會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其在政治與吏治中的時代意義，為歷史學家所稱道。
異地調任組織人事部門的負責人，對於避免組織人事部門陷落在地方官場，實際上脫離中央管控，無疑是必要措施之一。這種措施，雖只是“之一”，但卻是幹部治理治標意義上的關鍵性措施。這個措施標誌著幹部治理已在治標與治本的臨界點，是邁向治本的重要一步。這一步邁出後，治本性的制度銜接就顯得尤為重要。在治標的措施趨向窮盡時，吏治治理措施的邊際效益也將達到極限。在吏治上，治標的措施並非可有可無，而是必須。只有把治標的措施使用到極限，治本的必要性才會顯現出來。
異地調任組織人事部門負責人，乃至定期輪崗交流，這都是匡正吏治的必要條件。近代以來，政黨政治成為國家治理的最重要表現形式。限制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裏，同時落實公民權利，使權利成為權力的淵源，這成為吏治治理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措施以及制度化方向。限制權力，制衡權力，監督權力，是吏治制度化的根本所在。要讓異地調任組織人事部門負責人的吏治邊際效益最大化，就必須適時向限制權力這一吏治治本的目標再跨一步。(鐘時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