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廣東電白、福建安溪、湖南雙峰等地採訪發現，打擊通訊資訊詐騙犯罪的相關司法解釋在基層司法實踐中難以操作，“抓得到判不了”，導致相當一部分詐騙分子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司法打擊在當地陷入了“無震懾”困境，使得詐騙分子願意鋌而走險。
電信詐騙分子的狡猾，給警方取證帶來極大的困難，而缺少充分的罪證正是法院難以從重懲處的原因。曾有專家介紹，某些法制較為完善的國家，為了打擊金融犯罪，其法律不僅嚴苛，而且規定此類犯罪“疑罪從有”，當事人必須自證清白，否則面臨傾家蕩產的重罰。（必須強調，人身犯罪與此相反，應當“疑罪從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法制建設一直平穩前進。自1979年頒布《刑事訴訟法》開始，法律對“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情況，都指明應作“無罪判決”或“宣告無罪”。可以說，在涉及人身權利的案件中，“疑罪從無”是正確的原則。然而，在經濟活動中，由於參與的雙方或各方不可避免地存在資訊不對稱，一些處心積慮鑽法律空子的人掌握了逃避法律約束的“旁門左道”，由此侵害廣大人民群眾的財產利益。由於犯罪分子的反偵察能力不低，掌握其犯罪證據異常艱難；即使依法懲處，也不得不依較輕罪名判罰。司法打擊因而陷入了“無震懾”的困境。
對經濟犯罪和人身犯罪採取相反的認定原則，即對經濟犯罪採取“疑罪從有”的認定原則，要求嫌疑人自證清白，否則承擔足以令其不敢再犯的重罰，應該是不得不選的司法打擊方式。否則，不僅人民群眾的財產利益得不到保護，還會導致更多地區惡化成“電信詐騙村”、“電信詐騙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