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最高法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發佈《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意見》共提出七個方面共計65項司法改革舉措。其中，第11項指出，強化人權司法保障機制。該項提到，“彰顯現代司法文明，禁止讓刑事在押被告人或者上訴人穿著識別服、馬甲、囚服等具有監管機構標識的服裝出庭受審。”（2月26日新華社）
一個重復提及的法理常識是——未經法院判決，任何人都是無罪的。以此來論，讓被告穿上“囚服”，很容易給人造成被告便是“罪犯”的錯覺，進而干擾司法工作者的判斷。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冤假錯案的發生，埋下了一定的伏筆。
之前，無論是坊間的說法，還是專家學者的建議，都對“被告穿囚服”的不成文規定頗有意見，並提出了改正之策。如今，這些意見正式成為司法改革的舉措，無疑令人欣慰。畢竟，每一個人都有公民權利與人格尊嚴，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被告禁穿囚服”的規定，彰顯了司法的文明與進步。
去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強調要加強人權司法保障。而如今頒布的“意見”，顯然是對“決定”的一次落實，其中“被告禁穿囚服”的細節，無疑是保障人權的一種寫照。這樣的努力，不僅可以給被告去犯罪標簽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而從國際慣例來看，“被告禁穿囚服”也是通行做法。在很多國家，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出庭，可以自由著裝，所以很多被告人都是西裝革履出庭，有時候開庭前，人們根本就無法分辨誰是被告人。這般做法，便是為了避免“犯罪形象”的先入之見，以便充分保障被告的權利。事實上，在一些國家，許多被告人出庭前，也往往會精心打扮一番，以便以最“體面”的形象出現在陪審團面前，爭取必要的“形象分”。
可以說，“被告禁穿囚服”的措施，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改變，更是司法觀念的一種轉變。這種做法的目的，仍然是樹立起無罪推定與疑罪從無的法律意識，有效地實現控辯平衡，確保司法的公信力。剔除“罪犯標簽”，致力於遵循“無罪推定”原則，理應成為一種司法信仰，如此，冤假錯案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避免。（龍敏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