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既是懷想歷史之瘍，又是構思未來之旅。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經濟總量已讓中國不能不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重要的構建者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距離今天已經70週年。這麼長的時間，不時仍有小範圍的戰爭和衝突發生，但總體來說，全球仍維持了和平安寧，放到人類歷史來看，這其實殊為不易。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相安無事，主要得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合在一起，為世界建立起了一定的秩序，使不同國家間的經濟政治糾紛，有了相對穩定的協調力量和手段。
回顧兩次世界大戰和日本侵華的歷史，“落後就要挨打”邏輯主宰了國際關係，大國之間互不相讓最後演變成大規模戰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國際秩序缺失或遭到破壞。一個和平而正義的世界，應當使大國之間能夠相互溝通妥協，小國也不必因為弱小或落後就必然挨打。這需要在國際秩序足夠有效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然而，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所遭逢的現實，卻是又一輪的“禮崩樂壞”。
去年，世界各地隆重紀念、反思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一百年；今年，人們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無數死難者點起了蠟燭。在一片“追古”聲中，IS（伊斯蘭國）在中東興起，敘利亞在發生內戰，烏克蘭危機導致美歐俄對立，美國高調介入南海問題並使爭端複雜化。就在前幾天，日本還在杯葛聯合國秘書長和韓國領導人出席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慶典。仍在延續的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無疑也在向政治和安全領域蔓延。
德國哲學家康得在《永久和平論》中，論證了人類永久和平如何能夠成為一個“自然而然”實現的過程。時至今日，康得意義上的“永久和平”的世界顯然還沒有到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形成的國際秩序，並未能一勞永逸剷除掉埋藏在國際體系中的“地雷”。它在今天的不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七十年前的國際秩序安排，已不能反映當今世界經濟政治發展狀況；第二，在原先的國際秩序中，扮演領導者角色、提供國際公共用品的少數大國，不僅供給全球經濟、政治生活公共用品的能力大為下降，而且繼續供給的意願也在減弱。
天下有治，然後有序，“有治”又是以治理者的存在為前提。在國際體系中，有能力擔負起治理者角色、帶領其他國家一起治理世界的，一定是經濟體量較大、政治影響力較廣、戰略協調能力較強的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時，中國雖然也曾一度享有“大國”光環，但那其實不過是虛假的榮華，與自身實力並不相稱；那時中國也並無很大能力參與世界重建，相反，主要是在別人建起的屋檐下共用和平。
今天，中國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隆重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各國應約而來者為數眾多。這正反映了一個新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舉手投足，都在引起其他國家的高度關注，訪客紛紛臨門，不是來看北京的秋高氣爽，而是把中國當成了化解世界問題的新的思路。
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既是懷想歷史之瘍，又是構思未來之旅。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儘管每人平均分量仍十分不足，但國民經濟總量已讓中國不能不在國際體系中扮演重要的構建者角色，要“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習近平主席語）。
作為曾經的戰勝國和戰後秩序議定者，中國要堅定捍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的基本穩定，防止它遭到任何勢力與任何形式的挑戰、歪曲和否定；同時又要會同其他國家，豐富、發展原有國際秩序，使之兼顧歷史主義的現實政治和倫理主義的正義需求。在過去若干年間，中國通過海外維和、公海護航、災難援助等形式，已經逐漸轉變為國際生活公共品的一個重要提供者。而在最近兩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舉措，既是為自身長遠發展謀出路，也是為與其他國家的共同發展與和平找前景，中國在這方面的努力舉世矚目。
從很多方面來看，中國今天所追求的，已不再局限于經濟發展的“中國速度”，而是著眼于文明創新、人類福祉的“中國高度”。“一帶一路”倡議所展現的，正是中國以向國際理想主義的回歸和重構，回應其他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對中國未來走向的疑慮，這也是與當年日本式的國家利己主義的顯著差別。一個從過往戰爭悲情中走出來的中國，應該有這種胸懷和自信，這也是今天我們紀念往昔戰爭的題中應有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