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北京新興市場論壇”10月1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多位外國前政要、來自14個國家的20位外國專家學者、100余位中國學者和企業家參加會議。外國專家學者包括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地區銀行的現任或前任行長和高級官員。本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北京師範大學新興市場研究院、美國新興市場論壇共同舉辦。“2015北京新興市場論壇”的議題為“中國與新興市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教授發表演講時主要討論了“如何使中國的城鎮化是不可逆轉的”。他指出，中國的城鎮化有兩個指標，一個是按照常住人口統計，另一個是按照戶籍人口統計。
蔡昉認為，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分享型經濟發展的一個載體，因此我們當然知道我們不希望城鎮化逆轉。從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討論這個話題是有意義的。第一個是中國的城鎮化目前已經達到了54%。中國定義的城鎮化是按照常住人口計算，也就是說你在什麼地方住6個月或更久，你就是什麼地方的人，因此如果你在城鎮住了6個月或者更久，你就被統計為城市人口。因此我們城鎮化率是指這種常住人口。按照這定義，我們現在是54%，但是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說我們有戶籍制度。
同時，蔡昉也舉例說明，也許你在城鎮打工、城鎮居住，但是如果你的戶口還是在農村的話，那麼你的身份也就還是農民，我們把它叫做農民工。按照後者來計算，即按照戶籍來計算，我們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率現在只有38%。那麼，現實的城鎮化和戶籍的城鎮化兩者之間還有巨大的差距。
蔡昉認為，城鎮化進程的判斷是由農村要進城的人口的數量和增長速度來決定的。我們可以看到每年農民工外出的增長速度，2005-2010年之間每年是4%，去年就降到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人口的變化導致了勞動力外出的變化，勞動力外出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我們未來的城鎮化的速度。
蔡昉強調中國的城鎮化有兩個指標，一個是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的，另一個是按照戶籍人口來統計，因此這兩個指標之間的差別，就是我們的中國特色，就是這個戶口制度帶來的。但是農民工仍然有一些不同於城鎮勞動力的特點，首先，他們沒有均等的公共服務，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預期的養老，他們的孩子進入中國的義務教育系統還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所有的這些因素導致了他的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
蔡昉認為，城鎮化的涵義就是說人們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從農業生產率低的地區，從農村和中西部地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和地區。這種轉移帶來的資源的重新配製，可以帶來效率的提高，提高了生產率。這種生產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勞動力的增長，人力資本的轉變，同樣增加了這個中國的經濟增長。
關於如何防止城鎮化的可逆，蔡昉說，現在我們提出一個概念叫做新型城鎮化，這個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再詳細一點說就是以農民工的市民化，農民工得到市民的戶口，成為真正的市民，享受到均等的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障，這是一個核心。那麼我們的習總書記也具體的說，就是說要讓轉移轉移人口進得來，住得下，容得進，能就業和創業。
蔡昉認為，戶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紅利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一石三鳥“的改革，至少可以列舉出戶籍制度改革可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兩項明顯的效果。
第一，增加勞動力的供給，因為我們的增長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我們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成本提高。那麼，農民工是未來幾乎是唯一的勞動力供給來源，穩定住了農民工，讓他40歲以後還在城市待著，那麼勞動力供給就增加了。
第二個，你讓他有更好的制度條件，能夠從生產率低的地區和部門轉向生產率更高的地區和部門，那麼他的資源重新配製的效率，生產率提高的效果就會繼續的顯現，除此之外我們也知道，1.7億的進城農民工，還有在這個數字之外1億在農村、本鄉鎮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工，加起來有2.7億，如果這部分人改變了他的身份和消費模式的話，變成了像城裏人一樣的消費，我們可以想像，內需會提高多少。
關於如何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蔡昉強調，第一要認準了戶籍制度改革是必須推進的，要下定政治決心。第二我們要有政治智慧推進這個改革，為什麼推進這個改革？怎麼做？現在大家看到改革好像還沒有及時的推進，原因是在於說能夠直接的推動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誰應該支付這個改革的成本、誰能夠得到改革的收益。（記者/楊公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