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荒誕外殼裝現實內核

　　電影《我不是潘金蓮》講述了“一個女刁民的告狀故事”，說這個被稱為潘金蓮的李雪蓮為“刁民”，可謂出於“公正立場”——你自己搞假離婚，你老公趁機把你甩了，是自作自受；你要“討說法”，那是你和你老公的事，關別人何事？你倒好，居然一級一級地上告，把市長、縣長、院長一個個拉下馬……這在現實中可能嗎？可這又似乎處處透著真實。這就是荒誕現實主義的魅力。

　　用荒誕的外殼裝現實的內核，這是四兩撥千斤的智慧。從北京到縣城，這樣的場面多難寫？然而一個李雪蓮，把上上下下的行政系統都串起來了，並且有了極其生動的呈現。尤為高明的是，電影中的幹部沒有一個是貪官，都辛辛苦苦、兢兢業業，都想息事寧人、安定團結，然而不斷“好心辦壞事”，硬是沒能準確理解李雪蓮的真正用意，於是一次次坐失良機，把她逼上告狀之路。

　　編導真的是把李雪蓮當主角來描寫嗎？未必，她只是一根線，不斷拉扯出中國社會的眾生相。為了一個“農村婦女”的告狀，從政府到法院到警方，動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卻還是做的無用功，這是為什麼？因為所有人都是政績思維、維穩思維，卻唯獨不能理解一個簡單村婦的簡單心思：她只是要一個說法，不是“法律的說法”，而是“人情的說法”，即便受騙認栽也行，但得讓她咽下這口氣，而現實卻是處處跟她作對，讓她的惡氣越發濃烈。

　　就是為了這口氣，她像當年的秋菊一樣上路了，不惜胡攪蠻纏，不惜委身以報，一切為了讓那個“前夫畜生”承認假離婚的事實，為達此目的，她要將所有阻攔她揭露真相的攔路石都搬掉。然而最終傳來的“前夫車禍身亡”的噩耗，頓時讓她失卻了方向，告狀也就無以為繼。

　　這個戲劇性的細節在影片中被編導進行了深入闡釋，他們通過劇中人物問道：如果那個“前夫”沒有車禍身亡呢？是不是告狀將沒完沒了？這是一種沉默的點題：在目前機制下，各級幹部該怎樣準確讀解李雪蓮的訴求？李雪蓮的訴求很大嗎？她的心理需求很深奧嗎？當法律之路走不通後，難道就沒有其他機制可以說服、平衡、舒緩嗎？為什麼所有人都“讀不懂”她是在呼喚人情關懷和尋找心理寄託呢？

　　社會矛盾是如何發生的？人際關係是如何協調的？公權力是如何運作的？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題”。編導用荒誕的“刁民告狀”的套子，將這些重大命題裹進人物塑造和情節推進中，引發觀眾在笑聲中思索，顯示了以小博大的高超智慧。這對於長期遠離“批判現實主義”傳統的中國電影而言，不啻為“補鈣之作”，值得點讚。而電影在藝術形式上採用“忽圓、忽方、忽寬屏”的視覺效果，同樣是出於審美和推演故事的雙重考慮——“月洞”能別具一格地有效展示鄉村之美；當場景換成了北京，圓形也就換成了方形；當一切“正常”了，螢幕也正常了。如此一來，這個現實而又荒誕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具象化的輪廓。

　　（作者係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