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剛剛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在這個階段，要實現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的轉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構成的動力組合。
制度：效率轉型的關鍵
“制度”是指個人、企業和政府三者互動、進而產生收入和財富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制度雖然不能直接導致增長，但制度的品質對增長的影響非常大，它對投資決策、生產組織、利益分配、發展戰略發揮較大作用。制度的品質有兩層含義，一是政府對市場、公平和效率的態度，不同的態度將導致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將導致不同的產出；二是政府的效率，如果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盛行、腐敗低效和不透明等，都會降低經濟增長。
制度因素與制度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非常大，並且是不可替代的。這是因為，制度環境對宏觀和微觀經濟政策、對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產生直接影響。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未來中等收入國家的激烈競爭中，決定其勝負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制度”，他們相互較量的實質也是“制度”。“制度”對增長決定性作用與日俱增，依靠“制度”和管理等這些非物質生產要素驅動增長，意味著增長機制的深刻轉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制度”可被視為生產力，“制度”的品質可被視為生產力水準；制度變遷推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伴隨制度變遷。
在過去的十幾年裏，以法制建設為主要標誌的“制度”建設在中國取得了長足發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與轉型取得了較大成就，為可持續增長創造了有利環境。在未來十幾年裏，體制的活力與“制度”的優勢是決定增長可持續性與國際競爭力以及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政策：效率轉型的保障
“政策”有四層含義。一是指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如果沒有較好的穩定性，就難以提供穩定的預期，增長就難以獲得可持續性，甚至停滯或倒退。例如，通脹管理能力較差，政策出現偏差，通脹預期就必然較高，就必然會導致商業週期紊亂，放大經濟的波動性。
二是指微觀經濟政策。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和市場效率、企業財稅政策、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所有這些都是宏觀經濟運作的微觀基礎，否則，如果沒有良好的微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依然不能實現。這是因為，良好的微觀經濟政策對提高貨物生產和服務貿易的效率具有誘發作用，包括微觀經濟活動的品質和數量，相反，微觀經濟政策失當就會直接影響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效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極大負面影響。
三是社會政策。社會政策如果不適宜，例如，初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就難以調整，兩極分化就難以控制，勞動的負激勵顯然不利於增長。再例如，勞動力市場的效率與彈性直接影響勞動力的流動效率和生產激勵，進而間接影響增長。如果勞動力從一個經濟活動迅速向另一個經濟活動轉移時成本較高，工資水準僵化，就說明勞動力市場僵硬，影響市場效率，進而影響增長。
四是公共政策。包括醫療衛生、國民教育、土地管理、市政建設等公共事務政策在內的公共政策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後，應認真反思和總結經驗，吸取以往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使之能夠適應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避免其成為制約增長的一個短板。總之，在以往的下中等收入階段，宏觀經濟政策對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微觀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配套和配合等方面卻存在許多政策缺失，有些已顯得嚴重滯後；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經濟社會環境和國民訴求等許多方面都有較大改變，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積極跟進，否則，將有可能拖累增長，在這方面，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教訓值得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