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2011年利潤總和達1465億元，而三公司當年上繳國家的利潤為99億元。這樣一組數據對比，會讓“不明真相”的公眾，產生一定的不滿：大型上市國企的鉅額利潤“外流”，對公眾福利的貢獻太少。
實際上，三大運營商去年的1465億利潤，是其上市公司的利潤。按照規定，央企除了要納稅外，還要向財政部上繳利潤，但紅利的比例並非依據上市公司的利潤，而是其母公司的凈利潤。按照國家規定，國企上繳利潤最高比例為15%，因此，“掙錢多，上繳少”這種情況，在央企領域是一種普遍的“正常現象”。
這樣一番解釋，或許可以說明，所謂國企利潤外流，對國企而言是“不白之冤”。但這仍然不能消除另外一種疑惑：一些大型國企利用國有資本，在國內市場運營獲得鉅額利潤，然後在境外上市，境外投資者可以分享這些企業的成長，但國人卻沒有這樣的機會，這是不是一種尷尬呢？
固然，中國企業在境外上市，從境外募得資金，在獲得鉅額利潤後，投資者（股東）分享其利潤，于法于理都沒有任何問題。公眾的情緒，反映的其實是對大型國企利潤難以分享的焦慮。現實的情況會讓大家有一種感覺，這些運營“國有”資本的企業，從“國人”手中賺了錢，卻與“國人”沒什麼關係。這也是看到大型國企賺錢後，國人並不高興的原因。
其實，大型國企確實承擔了很多的社會責任，比如，在國家有大事的時候，諸如汶川地震、奧運會這樣的事情，一些大型國企承擔起了重要的使命。在承擔這些使命的時候，大型國企可以當作“政治任務”，任勞任怨。大型國企，一方面要借助自身的優勢努力賺錢（因為不賺錢各方面都會不滿意），另一面要承擔不期而至的重要使命。這使得它的逐利性顯得很清晰，而受益人卻相對模糊。
“使命”的壓力、公眾的壓力、贏利的壓力，交織在一起促成了大型國企的焦慮。解決這一困境，靠的是國企改革。事實上，境外上市，本身就是大型國企改革的一部分，但這種改革在獲得某些方面的成功之際，同樣引發了“利潤外流”的質疑，這也暴露了國企改革之難。
若讓公眾滿意，只需讓公眾“均沾”國企的利潤，但這種理想化的設想，似乎很難找到實現的路徑。可以說，僅僅盯住這樣的“理想化設想”，當下是無解的。
因此，還是要讓更多的民間資本能夠“便捷”地進入國企壟斷行業，使得市場競爭更加充分。如此，方能減少大型國企因其“特殊性”而被公眾“另眼相看”。當更多的民營企業壯大，國有大型企業的各種焦慮，才有望稀釋。若國有大型企業未來依然在各方面“鶴立雞群”，其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必然不可避免甚至會日益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