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傳志在上月的一個小範圍座談中說，“我們要在商言商，以後的聚會我們只談商業不談政治，在當前的政經環境下做好商業是我們的本分。”柳傳志代表了一類企業家，主張專注商業的還有馬雲等，後者近日被香港媒體從對他的專訪中淘出一句“很敏感”的話，但總體開工雲是“遠離政治”的。
還有另一些在政治輿論層面比較活躍的企業家，與柳、馬等形成對照。網際網路輿論目前批評柳、馬這種類型所謂“犬儒主義”的較多，更喜歡另一類的“有擔當”。
我們認為，柳傳志的談話有比較現實的針對性，反映了企業家的敏銳和責任感。其實做企業都離不開政治，做得越大越與政治有關，但涉入政治的態度和方式卻可以完全不同。
柳傳志和馬雲都堪稱中國經濟改革最前沿的弄潮兒，他們的企業做得很大、很成功，開創了在各自市場崛起的獨特之路。他們深刻影響了相關領域的市場環境，對政府決策和產業政策的形成都產生了一定塑造力。就阿里巴巴來說，它對中國的金融等現有制度形成了觸動，這些很難與政治劃清界限。
中國經濟改革整體上就無法遠離政治，它的經歷者們大多有著非常複雜的經驗和感受。柳傳志們扮演了時代最期待他們扮演的角色，中國最缺能闖過現實環境做大做強的企業家，他們做到了這一點，形成了強有力的示範，鼓舞了後來者。
另一類企業家更多活躍在了輿論層面，他們的企業帶來的改革推動力不及聯想和阿里巴巴，他們的實際政治影響力也低一個級別。他們的輿論影響力是將商業名聲到輿論場上做了放大，有一定“娛樂化”，也有人認為他們這樣做可以反過來幫助進一步實現商業利益。
我們首先認為兩種做法都是合法選擇，同時想強調，在任何國家，企業家都不是輿論場的主角。他們參政一般都會選擇自己社會裏的傳統途徑，而避免在社會尖銳爭議的領域舉旗。柳傳志們在政治發言上的克制契合了世界大多數成功企業家的做法。
輿論不應逼企業家“政治化”，除了一些人對企業家“責任感”的膚淺理解，這還表現了另一部分人“拉陣營”的心理，是他們開展“政治鬥爭”的姿態。這樣發展下去可真有點像“搞運動”了，對這樣的“被迫站隊”，上一些年紀的中國人都很熟悉。
企業家的責任首先是做好企業，多創造就業和稅收，以自己有別於政治家和輿論領袖的方式報效社會。企業家向政治轉型的情況在全世界都有，但轉型的方式應當穩妥，這符合企業和社會的利益。
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全面的，民營經濟比重在增加，國家需要加強企業家參政議政途徑的構建，多為他們提供合法、有效的表達場所，增加他們的受尊重感。這樣可以減少一些企業家做網際網路輿論領袖的興趣，促進網上輿論氛圍的改變。
企業家都經歷過打拼的辛酸，有過失敗和成功，對社會的認識往往更深刻。他們多數在輿論激烈紛爭的當下選擇“沉默”和專注于商業本身，有些人是為了誰都不得罪，明哲保身，但更多人是因為他們清楚中國社會的特殊複雜，不是喊個口號就能解決問題的。所以他們選擇了實幹，用爭取成功做出獨特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