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經濟觀察報》（5月22日）的報道說，中國內地富人移民海外的趨勢比較明顯。根據4月初發佈的《2010胡潤財富報告》估算，中國目前有5．5萬名億萬富豪。沒有可信的數據顯示這些富豪已經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仲介機構協會的數據顯示，2009年中國再次掀起投資移民海外的熱潮，當年到美國投資移民的EB－5類簽證的中國申報人數已經翻了一番，從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過1000人。而美國並不是投資移民的首選地。
探究內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別是子女教育和尋找安全感。子女教育的原因屬於正常原因，而“尋找安全感”則不能不令人反思國內的社會環境。一是國內的投資環境，離法治化和規範化還有不小距離，許多投資渠道限制民營資本進入。二是貧富差距拉大，導致中國社會對財富“原罪”的追問以及不時引發的“仇富”心態也讓富人們如坐針氈。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成為富人們不得不擔心的一個問題。
事實上，中國的富人一直以來多數都是夾縫中生存的尷尬群體。一方面，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必須仰仗權力才能生存發展，而現代行政壟斷制度，又使他們時時處處面臨著巨大的“權力和制度天花板”，無法在市場上實現公平競爭；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社會“腐敗”和“富裕”往往有著相當大的重疊（但絕不是全部），因此，中國的富人群體往往被社會底層或憤青群體視為“天下烏鴉一般黑”的仇恨對象，一旦社會矛盾激化，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就會成為權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為權力打擊和清算的對象。
因此，及時地“見好就收”甚至逃亡國外，就成了他們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和選擇。
實際上，即使對於因仇腐而仇富的人來說，富人的流失是社會的凈損失也是窮人的凈損失。富豪群體的移民，從現實影響上看，就是中國精英與財富向海外的雙重流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辛辛苦苦，不惜以低工資和環境的巨大污染與破壞為代價引進外資發展經濟，但國內富人群體或移民或向國外轉移的財富，可能遠超于引進外資總額。而反觀很多移民國家和地區，不惜以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低稅費為代價，引導世界各國富人向他們移民。
其實質是什麼呢？實質是我們犧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種莊稼，等到要收割的時候，卻顆顆粒粒都讓別人收了去。而即使這些“果實”真的有原罪，公權力難辭其咎。無論是因官員腐敗致富，還是權錢交易致富（本質上是權力對市場的管制過多，市場化不夠），抑或是行政壟斷導致的收入的貧富不均，都有公權力的原罪。
這個問題的本質還在於，社會瀰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緒，可以把富人連同他們的財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帶”，卻不能把導致財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權力逼向海外。
我們這個社會惟一應該時時刻刻強力監督的就是公權力。無論是預防腐敗，還是防止權錢交易，還是防止壟斷導致不合理財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權力本身。
對於富人群體，則應該在法律的框架內，讓他們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減少行政管制，讓富人資本不再匍匐在權力腳下；打破行政壟斷，讓他們的資本能夠自由準入，從而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財富。社會對待富人及其財富有多種方式，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讓其自由準入各行各業，辦學校，辦企業，辦醫院，實現財富社會化；允許其符合人類天性的奢侈品消費；鼓勵其慈善事業。最壞的方式，莫過於仇視它，試圖剝奪它甚至消滅它，並且把他們連人帶財富逼向海外，而後者，又會加劇富人在積累財富時的短期行為，也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的腐敗。（童大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