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的杜濤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一個讓人意外的選擇。2009年，他辭去了華中科大文華學院教師的工作，和數以百計的報考人員一起競爭武漢市洪山區城管執法人員的崗位。2009年9月，他以綜合評分第二名的成績考入了城管隊伍，成為一名普普通通的城管執法人員。（6月2日《廣州日報》）
本來，對於一個人選擇怎樣的職業，我們不應該也無權評說什麼，即使是當城管按說也無可厚非，但看了杜濤的想法後，卻忍不住要說這是一齣制度釀成的“杯具”。
杜濤認為，阻止佔道經營，也就是不允許小攤販擺攤設點，這只是城管職能中比重非常低的一部分。大家無形當中，把城管妖魔化了。他覺得當城管“善導”最重要，要學會“換位思考”了解對方的處境和想法，目前以聊天作為與執法對象溝通、化解矛盾的方法，並表示自己是喜歡挑戰的人。對其言下之意，他希望以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們對城管的不良印象，或者是緩和城管和攤販等群體的矛盾。
竊以為，問題就在於此，如果只是從事一份工作倒也罷了，而抱著想改變這種局面的想法，則無異於螳臂當車。
事實上，城管之所以成為“惡人”是制度造成的幾乎這已是共識。雖然驅逐小攤販只是城管工作的一小部分，但恰恰是不容忽視的一部分，其背後是民生與市容較量以及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換言之，如果制度不改變，而攤販們的就業生計問題不能得到妥善的解決，那麼，城管和攤販的矛盾、鬥爭誓必長期存在著。
杜濤作為一名城管，也許一開始能耐心地以聊天的方式來勸說、疏導，但長此以往又能堅持多久，就成為問題。作為城管，首先得履行職責，這難免要遭到執法對象的“抵抗”和“不理解”，其實所謂的不理解是偽命題，攤販為了生存自然要打遊擊，時間長了，作為城管難免會勸說疲勞，就像許多城管並非一開始就是“惡人”一樣，而是環境逼迫的。
再者，為改善城管形象，不少地方都做過努力，像去年初西安的城管給困難的擺攤老人送米油錢拜年，重慶政府讓“最美微笑戰士”盛于峰當城管等等，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其效果微乎其微，城管依然是“惡人”。
因此，杜濤希望改善城管形象的想法，其實是在向制度宣戰，這無異於堂吉訶德衝向風車，尤其是把這種想法當作挑戰、目標，甚或是一種理想時，其結果自然免不了要以“杯具”落幕。（皇甫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