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違章也罷了，還常常因為其帶頭作用，導致社會車輛紛紛違章，這幾乎為每日常見之景象。顯然，如果不對公車的交通行為進行有效管束，治堵不僅難以奏效，還會治出社會公眾一肚子牢騷。
與此前社會公眾的熱切期待相比，治堵方案中的公車治理內容非常少。這樣一份聲勢浩大、動作不小的治堵方案，公車卻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逃逸”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且看治堵方案對公車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期間，北京市各級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再增加公務用車指標。也就是在未來五年內，北京市不再新增公車。這樣的公車治理舉措，與公車對交通擁堵的“貢獻率”極不相配。
在當年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北京奧運會中，對公車進行一定比例的封存，都為交通暢通立下了汗馬功勞，這讓人們記憶猶新。這種封存舉措，卻從一個側面表明，公車是有相當富餘的，不使用它們完全不影響公務。未來五年內不新增公車，對黨政機關等不會產生明顯壓力，完全可以自如地消化這些富餘公車。這與控制個人年度小客車增長速度對社會車輛產生的壓力相比，很不對等。
在日常交通中，公車上下班、不遵守交通規則，給交通擁堵造成的影響更為嚴重，也歷來為社會所詬病。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開公車的人都比較橫。一些開公車的司機常常感慨，偶爾開私車也會習慣性違章。公車違章也罷了，還常常因為其帶頭作用，導致社會車輛紛紛違章，這幾乎為每日常見之景象。顯然，如果不對公車的交通行為進行有效管束，治堵不僅難以奏效，還會治出社會公眾一肚子牢騷。
也許，北京市有自己的難言之隱。治堵涉及的是整個北京城區的交通擁堵問題，但治堵的權力所及，卻只限于北京市下轄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以及社會私車。作為首都，北京卻駐有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級企事業單位，各省市駐京的辦事機構等，有太多公務交通出行活動。換言之，北京市方面對其許可權內的公車有治理之權，對超越其許可權的公車卻無治理之力。
這的確是治堵方案中涉及公車治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回避這個問題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按照權力運作規則看，北京市的確不敢對上級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公車提出什麼治理辦法，但至少可以依從科學治堵的思路，對公車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治理決策意見和建議，供上級機關、企事業單位參考。北京治堵方案，此前已上報國務院，也即是從治理許可權表明，北京治堵不僅僅是北京市的事。
如果不直面這個問題，今後在實踐中北京市將面臨諸多尷尬：上級機關、企事業單位每年要新添公車，怎麼辦？所有公車違章，是否一視同仁地予以懲罰？更為現實的是，治堵方案缺乏更多對公車治理行之有效的舉措，公車在今後交通擁堵中存在的問題必將導致更多不滿。（喬子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