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趕“低素質人口”就能緩解城市病嗎？這一問題成為北京兩會的焦點話題。對此，不少代表委員表示，人口調控不能把北京封閉起來，不光做“減法”，更要做“加法”。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貢森則直言，驅趕“低素質人口”只會加重城市病。

　　聯想起不久前，一些郊區紛紛“封村”，清理“小門店”，趕走路邊小攤小販，讓人感到這一“嘴上說說”的政策已經開始“悄悄進村”。據說這一“順義模式”效果很明顯，一夜之間城市就讓生活更美好了。甚至有居民說，低素質人口走了之後，房價更加精神了，和高尚社區直接接軌了。“趕人”成了救治城市病的特效藥，而且一抓就靈。

　　的確，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預計將達2500萬人，遠遠超出城市總體規劃中“控制在1800萬人”的目標。病急亂投醫，說不定也可以先緩解點病情。箭桿是先拔了，可是留在骨頭上的毒呢？這個毒就是城市化理念誤入歧途。

　　歷史經驗表明，北京數次的人口控制最後都走向另外一個無解的迴圈。此次也不會例外。誰是“低素質人口”？民工身體素質好是不是高素質？如果學歷低是低素質，那麼咱買個西太平洋大學的文憑算不算？如果這個小區都是高素質，那麼抽水馬桶壞了，我是不是只能喊“王博士來給我通一下馬桶！”這樣的“高素質社區”誰還敢住？真把“低素質人口”都趕走了，我看過不了多久你也得蓬頭垢面。

　　有人說“低素質人口”既影響城市形象，也妨礙城市升級發展。這種城市“進化論”其實是最危險的病毒。城市不是高樓大廈的展覽中心，也不是無限發展的永動機。紐約曼哈頓有動輒百萬美元級的小公寓，也有流浪藝術家、知識分子的棲身之地，還為乞討者、街頭小販和無家可歸者留有空間。社會學家米切爾杜尼葉形容“在同一時間、同一街道、同時向富人與無家可歸者、博士和文盲敞開著”。

　　“低素質人口”不是扭曲的城市化的替罪羊。發改委研究員袁崇法認為，問題在於對北京的過度投資，已超過了城市可承受的極限。這樣的發展觀最終會導致建築大師布朗齊的一個寓言：“城市就像一個衛生間：你可以建一個想多大就多大的浴室，它可以是1000平方米甚至更大，但（你永遠）只有一個屁眼”。有潔癖問題還不嚴重，弱勢人群很難討價還價，讓他們走貌似街道乾淨了些，但是一個不人性化的、追求無限發展的城市“沒屁眼”才是真問題。

[責任編輯：趙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