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依然喜歡燃放煙花爆竹，但絕不意味著該習俗仍有延續的絕對合理性：把農業社會的舊習俗帶到後工業､人口密集的當下世界，其合理性本身就是可疑的。
近年來，燃放煙花爆竹造成了越來越多的社會災害，包括我在內的部分人則表達了禁放煙花爆竹的訴求。這種訴求本來是一種正常的立場展示，但被學者秋風先生判定為“理性的僭越”（據2011年2月6日《新京報》）。那麼，究竟是誰僭越了理性呢？
秋風先生的基本論點是：“燃放煙花爆竹之所以成為一項民俗，就是因為時間已經證明了它的社會收益是大於社會成本的。時間篩選制度的能力，遠遠超過任何個體的理性。”這個論點可以簡化為一個黑格爾式的命題：現實的就是合理的。
這個命題貌似合理，實際上暗含著一種為現存事物，包括風俗辯護的邏輯：按照這個原則，只要一種風俗､生存方式､制度在歷史中曾經存在過，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它的“社會收益”大於“社會成本”，認為它經受住了“時間篩選制度”的檢驗。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某種風俗或者生活方式存在的原因是複雜的，其延續非但不一定具有長遠的合理性，而且也可能壓抑新興的可能性和正當訴求。
比如，要求女人裹小腳曾是流傳較久的習俗，但其合理性僅僅存在於以男性為中心的語境中；以性別平等的立場去審視，要再延續裹小腳無疑是極端荒謬的。
同樣，有人依然喜歡燃放煙花爆竹，但絕不意味著該習俗仍有延續的絕對合理性：把農業社會的舊習俗帶到後工業､人口密集的當下世界，其合理性本身就是可疑的。
前幾年，部分城市曾經禁放煙花爆竹，就是因為人們部分地意識到了這個邏輯。近段時間，有些城市開禁，這絕非見證了民意的勝利，而是秋風先生所說的社會成本意識在支配決策者的行為。並且，這種成本意識可能暫時獲得了收益（如使部分人獲得了心理宣泄的通道），卻很可能遮蔽了需要解決的問題。它絕非是一種建設性的思路。
現實的未必是合理的，合理的未必是已經存在的。時間本身並不具有篩選習俗、法規、意識形態的能力。以燃放煙花爆竹的時間長久來證明其合理性無疑是“理性的僭越”。
對於轉型期的中國而言，面向未來的革新態度遠比單純地守成更有價值。（王曉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