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京華時報》13日報道：政協的教育界別雲集了來自各個高校的教授學者，昨天在小組討論中，他們卻被一道北京“幼升小”的測試題給難住了。
天津市河西區教育局副局長孫惠玲給在座的委員們出了一道孩子考小學的試題：1到9九個數，按照要求給它們分類，比如“1、3、5、7、9”“2、4、6、8”是按照奇數、偶數來分，那如果是1378、59、246是按照什麼將它們分為三類的？不少委員都給出了答案，但均被孫惠玲否定了。“答案是按照拼音來分的。1378都是第一聲，59都是第三聲，246都是第四聲。”孫惠玲說出答案後，現場立刻炸開了鍋，“天啊，那怎麼能想得到？為什麼要考這樣的題目？”這樣的考題讓在場所有的教育專家都摸不著頭腦。
政協委員中的教授學者們在業內恐怕個個都是“大腕級”人物。按理講，讓這些委員來答小學題猶如“高射炮打蚊子”，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可現實情況卻是在座的委員們都答錯了，甚至距離標準答案十萬八千里。而這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小學生做的題目，不過是小學老師為測試幼兒園的孩子準備的。孩子真正進入小學、升入中學後，該面對何等刁鑽古怪的題目，恐怕就不言而喻了。
或許答錯題目，政協委員會覺得尷尬，其實該尷尬的不是委員們，而是我們的教育工作者。類似事情絕非個例，很多家長，即便你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看到上中學小學的孩子的作業、考卷猶如讀天書，題目雷人，答案更雷人。一道題目中可能涉及語數理化、天文地理歷史等方方面面的知識，還得加上一點腦筋急轉彎的成分。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魯迅先生的筆下——鹹亨酒店裏，穿長衫的孔乙己用指尖沾著酒在桌子上寫“茴”字的四種寫法，一副洋洋得意的樣子。
究其根源，還是應試教育模式在作祟，學生的唯一任務就是考試、答題。而在很多老師看來，只有偏題、怪題才能體現出水準和能力，因此給學生大量灌輸。同時很多題目的答案是唯一、標準、機械化的。學生若寫其他答案，即便很有道理，也只能換來無情的紅叉。如“諸葛亮”是不能寫成“孔明”的，“雪化了是什麼”只能寫“水”而不能寫“春天”等等。久而久之，很多學生或許能成為答題機器、考試狂人，但打心眼裏厭倦這種呆板的學習模式。更為可怕的是會慢慢失去創新、探索的思維和能力而成為高分低能者。不少孩子上學時拿奧賽金牌猶如探囊取物，可成年後別說拿諾貝爾獎，早已“泯然眾人”矣。究竟是他們後來不夠努力，還是現行教育模式扼殺了孩子的發展潛力呢？（朱慧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