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改革依舊是今年“兩會”熱點話題。代表委員列舉了公車消費的五大亂象,政府報告首次列入規範公車目標,實現公車及其費用“零增長”。人們得到的印像是,問題很嚴重,上層有決心,車改值得期待。
目前公車超配50%,但無從知道超配的具體數量。早兩年的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公務車共5221755輛,年消耗4000多億元。所以,“零增長”很重要,先管住數量再說。
公車改革不乏實驗者,模式明確的首推以補代車。例如杭州、遼寧遼陽市宏偉區。這種車改貨幣化,表面上有一個好處,廣為詬病的公車氾濫一下子無影無蹤了,讓人眼不見心不煩。杭州21個市級機關的227輛公務車封存以後,未聽說影響了公務,也反證出原來是可以不要這麼多公車的,至少那些局長處長是可以不必配專車的。然而,貨幣化的車改還是讓人存疑:車補發那麼多,意味著原先公車濫用是正常合理的;車補是執行公務的交通費,而是否用於公務,不是比監督公車使用更難嗎?
說到監督,全國政協委員杜黎明建議公車統一明牌標示,並配備GPS,將公車隨時隨地置於群眾與科技的雙重監督之下。多一個監督主體、多一種監督手段總是好事。然而,公車原本不是沒有監督的,而事實上不少地方沒有管住管好。配上GPS以後,依然存在一個管理問題,公車日常使用怎麼申報,GPS如何追蹤,群眾檢舉由誰受理問責?拿黨紀國法不當回事,高科技被人忽悠不是沒有可能。
公車配置的目的,是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我國雖將公車分為“領導用車”與“行政用車”,實質上還是可以統一于這個目的:更好地服務人民,更有效地履行政府責任。現代公民不會反對公車制度,就像戰爭年代不會反對官長騎馬;不滿意的是公車過度,是以公車承載私欲與私利。
所以,車改的目的,是完善公車制度,而不是讓公車消失;車改的方向,就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實現車事相匹,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服務人民的水準,而不是在補貼標準上繞圈子。公車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事配車,而不是因人配車,也不是一定要因級別配車。一個臃腫的機構,是一錯;而以因人配車作支撐,則是錯上加錯。機構有哪些職能,履行這些職能有多少必須用車,才是配車的依據。
因事配車,事車相宜,該配的一定要配,而且要配好配足。那些現場督察、管理要求高一些的行政部門,就應該多配一些車;那些緝犯追逃的執法機構,不妨配一些排量大、性能好的車。一刀切以級別定排量,就不是事本位而是官本位,有悖公車配置的初衷。
一個合理的配車標準,一套科學實在的監督、問責機制,積重難返的公車問題,也會迎刃而解。(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