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最委屈，無論漲價降價都吃力不討好。油價漲了被外界一頓炮轟，藥價降了，老百姓同樣不滿意，因為這些降價藥一降就死。報道稱，發改委近日下調了阿莫西林等162個品種、近1300個劑型的藥品價格。這是近年來第27次降價行動，也是權威部門宣佈降價次數最多的產品系列。但據統計，僅2010年就有50多種藥品因為降價而消失，這次和前26次一樣，很多藥品市場上已難覓蹤影。
人們自然把板子打在藥廠藥店這些黑心商人身上，認為藥廠和藥店沒有降價積極性，嫌利潤太低，廠家拒絕生產，藥店拒絕進貨。其實這種責難有失偏頗，企業當然是逐利的，何況中國有大大小小6000家藥廠，競爭白熱化，稍不留神就可能沒來得及“降價死”，先玩火自焚死。
藥廠藥店只是高價藥鏈條的末梢，腳趾頭怎能決定腦袋？藥品從廠家到全國總代理商，再依次到省、地、市、縣級經銷商，最終到零售藥店，要經過很長的銷售鏈條，在這一過程中，相關機構包括新藥審批代理機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物價局、衛生局、藥品招投標機構等等。整條利益鏈跑一圈，一些藥品成本翻十多倍也很正常。這麼看，很多藥品“降價死”也是情非得已，藥廠藥店也傷不起啊！
處罰兩個小藥廠老闆，可謂醫腳不醫頭。並且這條利益鏈已經固化，發改委短時也難有特效藥。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醫療藥監部門就可以推卸責任。解決看病貴問題，藥監部門當正人先正己，先要反思是否是一些藥廠利用了我們審批制度和審批流程中的漏洞或真空地帶，讓降價藥順利“降價死”？原藥監局局長鄭筱萸案發就是因為在藥品註冊中大肆收受賄賂。降價藥並非真死實是裝死，只是改了名稱、包裝、劑型，穿上新衣，價格高出許多。多次降價，多次更名，同一種藥品有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名稱。例如“頭孢曲松鈉”因產地、藥廠不同，就有20多個名稱，羅紅黴素有40多個、阿奇黴素有近百個商品名或商標。調查顯示，藥監部門一年１萬多個審批事項，其中大部分是改包裝、改規格的行政批復，真正有關新藥的審批只有百餘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維農·史密斯就認為，行政化藥品審批會犯兩個錯誤：一是審批過快濫竽充數，像中國；二是審批過慢，人快死了藥還沒批下來，像美國。前者會帶來權力尋租和腐敗，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人為抑制零售價，會迫使藥廠和醫院以舊藥裝新瓶的辦法逃避價格管制。看來，“降價死”的重要病因還是體制病。和目前新醫改方向一致，維農也認為，中美兩國藥價體制改革勢在必行，而引入外部監督機制首當其衝。(付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