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海、浙江溫州“染色饅頭”事件之後，近日，瀋陽“毒豆芽”事件使得公眾再一次為食品安全揪心。“毒豆芽”事件之所以引起關注，除了商販本身的違法之外，監管機構之間的相互卸責更讓人關注。據《法制日報》報道，一個小小的“豆芽”在當地政府的職能管理中牽涉到了工商、質監、農委幾家，但是在實際管理過程中，卻個個聲稱“不歸我管”：
工商部門認為，未取得食品生產許可證且無照經營的行為，涉及無食品生產許可的事實，該由質監負責；品質檢驗檢疫部門認為，因為豆芽菜作為初級農產品該歸農業部門監管；而在農委那裏，它也無權管轄，因為《農產品品質安全法》規定的初級農產品是農業活動中獲得的動物、植物、微生物初級產品，豆芽顯然是初級農產品的加工品。
這些說辭表面看來，都符合國務院于2004年9月在《關於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中所確立的“分段監管為主，品種兼顧為輔”的監管方式。具體來說，就是農業部門負責初級農產品生產環節的監管；質監部門負責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監管；工商部門負責食品流通環節的監管；衛生部門負責餐飲業和食堂等消費環節的監管；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負責對食品安全的綜合監督，組織協調和依法組織查處重大事故。
從“農田到餐桌”的分段監管模式設立的初衷，是為了理順各個部門之間的職責，避免不少職權部門推卸責任。不過，當初為了理順相關監管部門職責的規定，在今天竟成為這些監管部門推卸責任的理由，而理由也都很冠冕堂皇：為了“依法行政”。
不過，這些機構怎麼就沒有注意到《食品安全法》第六條規定的“縣級以上衛生行政、農業行政、品質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加強溝通、密切配合”？而且細細推敲，那些推卸理由也有可疑之處，比如：這些商販都沒有取得營業執照，那工商部門可不可以以無證經營來處理這些商戶？若涉及食品經營許可證，再交由質監部門處理也不遲。這些部門之所以相互推諉，關鍵就是《食品安全法》第六條規定的“依法行使職權，承擔責任”，說白了，是怕承擔責任。
社會生活的複雜而導致的專業分工，使得單個機構包攬所有事務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分段監管就是這種社會分工下的產物。如果因為這幾個機構相互推諉責任就質疑分段監管模式，這倒也未必。世界上並沒有完善的監管模式，即便美國以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DA）為主導的綜合性監管模式，也有其弊病。在美國，比薩餅一般由FDA來監管，但是如果餅上的肉類超過2%，就會由美國農業部來監管，不過鹿肉、鵪鶉肉及野雞肉卻由FDA來監管。
由此可見，分段監管本身並不必然導致各部門的相互卸責，關鍵在於後續的問責是否到位，在理順各部門職責的同時，在面臨具體的個案時，比如“毒豆芽”，也必須把責任分配到各部門頭上，否則，就無法避免好事“人人都管”、壞事“人人不管”的局面。（傅蔚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