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礦難發生，礦主仍首選瞞報。去年9月以來，雲南省宣威市和鎮雄縣等地已連續發生8起煤礦事故瞞報。瞞報事故的礦主通常以高出事故賠償標準的經濟賠償作為“封口費”，在利益驅使下，煤礦從業人員及家屬不僅不願舉報，還會形成“同盟”，故意幫助隱瞞事故。部分家屬將遇難礦工匆匆下葬，對警察稱“人是病死的”，拒絕屍檢。（《經濟參考報》5月16日）
礦難不是新話題，但對礦難的反思卻屢見“新意”，“封口費”就是其中一例。這個結論大意是說礦難罹難者家屬不仁不義，拿幾個錢就不出來聲張正義了，搞得瞞報屢屢得逞，因此家屬等大致也算礦難的“脅從犯”。
“封口費”是個洪水猛獸，聽起來就很欠揍。但問題是，這“封口費”恐怕也應該分門別類：比如政府公職人員，又或者媒體人士，他們拿的“封口費”是一種非法的職務行為，是依仗著強勢權力拿公平正義與事主交易；而礦工家屬拿的“封口費”則更像變味的撫恤金，人沒了已屬莫大的悲愴，誰又有權力要求家屬放棄物質補償而只肩負道義？更為重要的是，兩者性質迥異：家屬拿的“封口費”也許不夠道義，但權力者拿的“封口費”卻是法治底線的淪喪——前者可以批評，後者卻須責罰。
資訊年代，即便有了遇難者家屬的配合，礦難也是封不住口的。為什麼每次礦難之後，礦主們總是條件反射地首選“封口”且屢屢近乎得逞？道理無非有二：一是人家平時“封口”的工作就做得天衣無縫，即便事發後不封口，拴在一根繩子上的部分監管者，也會自覺主動地三緘其口；二是事發後，唯一不在利益同盟之中的就是礦工家屬，此時的貨幣補償既有息事寧人的意圖，也等於昭告相關人士，其餘環節皆已“擺平”，拿不拿錢你看著辦！
弱勢者的道德瑕疵與強權者的違法亂象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僅僅斥責礦工或家屬的道德意識，儘管邏輯上似有道理，卻罔顧礦難頻發的體制土壤，奢談形而上的意識能力，最壞的結果是讓礦難成為無因之惡。
家屬拿的“封口費”縱容了礦難？如果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個見證奇跡的“封口費”，一定比領導與礦工一同下井的制度還“給力”，比官煤勾結的頑疾還“致命”，比被架空的監管制度還“神奇”。果真如此麼？（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