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失竊案基本上塵埃落定，不過圍繞這起離奇案件的討論遠未結束。一個至今讓我耿耿於懷的細節是，媒體報道中那個異常刺眼的“非京籍”。
偷盜案剛發生後，媒體紛紛聚焦偷盜者身份。許多媒體轉載的都是來自“環球網”的一則消息，標題為《故宮價值數千萬展品被盜，傳已鎖定27歲非京籍疑犯》：5月10日下午，故宮博物院在官方微博上發佈消息，證實香港兩依藏博物館在故宮博物館臨時展出的7件展品失竊。據香港文匯網和星島環球網5月11日報道，此次丟失展品為金銀鑲嵌寶石的西式化粧盒，保守估計價值數千萬元。有消息稱，警方目前已鎖定一名27歲的非京籍嫌疑犯。
為什麼要交代和強調“非京籍”？這人的籍貫，跟他盜寶有什麼關係？他盜寶跟他的籍貫身份有什麼關聯？人們關心的是誰、在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盜走了哪些寶貝、目前案件偵破情況，交代“非京籍”純粹多餘。媒體這麼刻意強調盜寶者的籍貫身份，並當作很大的新聞點做到標題上，潛意識中隱藏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地域歧視：這種醜事兒，不是我們北京人幹的，是“非京籍”幹的。
“非京籍”的資訊並非警方公佈，而是媒體從不知來自何處的“內部消息”中捕捉到的。警方確定嫌犯身份後，媒體又開始炒作“山東籍曹縣人”這個戶籍身份，有媒體甚至進一步貼上“80後”標簽——故宮大盜網吧被擒，嫌犯為山東籍80後男子（一個27歲的年輕人，為什麼還貼上“80後”這種全稱標簽呢）。這在網路上挑起了一場對山東籍的惡搞和地域間的謾罵，許多山東朋友都極其反感媒體的這種報道。這，就是那個刺眼的“非京籍”引發的惡性迴圈。
都說如今的歧視越來越嚴重，就業中的B型肝炎歧視，招生中的性別歧視，某些領域的戶籍歧視，還有身高歧視、年齡歧視、學歷歧視、形象歧視等，媒體披露了很多，孰不知，媒體許多報道的思維、視角、語言中隱藏著許多歧視，像這次故宮盜寶案中強調“非京籍”和“山東籍曹縣人”，就屬典型的地域歧視。媒體在報道“非京籍”時，沒“新聞點”就製造“新聞點”，潛意識中有一種地域身份優越感：我們京籍人才不做這種事，壞事都是外地人幹的。“山東籍曹縣人80後男子”也是如此，刻意強調，是因為報道者骨子裏對戶籍有三六九等的區分。
媒體報道中這種地域歧視並非個案，而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習慣，比如，某地抓住一個小偷後，當地媒體報道時，會強調是“河南籍小偷”或“安徽籍小偷”；抓到一個搶劫案嫌犯時，會習慣性地在嫌犯前加一個“河南籍”標簽——與“非京籍”一樣，雖然嫌犯確實有這樣的戶籍身份，可作案是與戶籍沒有半點關係的。可媒體這樣一強調，報道多了，就容易引導和暗示公眾對某種戶籍的人形成集體性歧視，以至一看到這類案件，就會條件反射般想到相應的戶籍。深圳當年遭到輿論批評的“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夥”，很大程度上就來自這種日積用累的報道暗示。社會中的許多歧視，和媒體一篇篇這類刻意強調戶籍身份的報道不無關係。
媒體經常報道某地出現“皖北小偷村”、“甘肅乞丐村”、“艾滋病村”等，其實當地也就出現了幾個小偷，走出去幾個以乞討為業的乞丐，媒體就給全村貼上“小偷村”、“乞丐村”的污名標簽，並冠上整個地名。還有，個別20多歲的年輕人做了什麼壞事，媒體一報道就是“80後”如何如何，現在的年輕人如何如何。還有媒體報道的這些字眼，“綁架僱主兒子的河南籍保姆”、“作案的安徽民工”，這些媒體慣用語都非常刺眼。
媒體報道傳播力和影響力非常強，負責任的媒體作為社會公器，選擇報道視角和報道話語時，一定要謹慎地衡量自己的報道對社會產生的後果，謹小慎微地權衡報道用語對公眾觀念可能產生的影響。媒體批評諸種社會歧視，媒體作為傳播的平臺，更應警惕自己報道中無意中流露出的那些歧視性話語。報道內容體現媒體品質，慎用文字也是媒體責任的一個標記。我們媒體人反對外在對媒體的管制，但媒體人自己不能缺了那分道義的自覺和倫理的敏感。
下一次媒體在報道的時候，請忽視那些與案件毫無關係的戶籍身份吧！即使警方公佈了這樣的資訊，媒體也應自覺抵制這種歧視。破除戶籍桎梏，作為傳播平臺的媒體首先要弱化對這個詞的關注。（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