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外來人口達到713萬，接近實際管理總人口的50%，市長萬慶良建議從現在開始一律稱呼外來人員為“新廣州人”（7月21日《新快報》）。
改變對外來人口的稱呼，廣州並非首創，幾年前東莞就稱農民工為“新莞人”，深圳叫“來深建設者”，嘉興則呼“新居民”。各地煞費苦心為農民工冠名“新市民”，目的是為消除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隔閡。但這些努力難以改變農民工對自己身份的認定，不久前蘭州大學等機構完成了一份進城農民工調研報告，受訪的713名農民工中，部分人已在城鎮購房，但僅有2.8%的人認為自己是“新市民”。
絕大多數進城務工者仍然認為自己是農村人，說明廉價的新市民基本是虛名，甚至有點銀樣蠟槍頭的味道。想想並不奇怪，年關到來，當農民工佇立在寒風中艱難討薪時；高考臨近，當農民工不得不送在城裏讀書的孩子回農村老家參加高考時，這種“新市民”待遇能不讓他們產生一種酸楚與無奈嗎？
筆者理解地方政府的良苦用心，用“新市民”拉近、融洽與老市民的關係，增強農民工對城市的歸宿感。但如果只是一個空洞無物的“新市民”，對廣大農民工而言就如同糖果的“包裝紙”，沒嘗到一點“甜味”。當然一些地方“新市民”也附帶了少許福利，如免費培訓、大病救助、享受免費計生服務等，但“含金量”太少。
甄別市民與非市民最明顯的標識是戶籍，因為很多福利都捆綁在戶口上。讓“新市民”名符其實，必須打破戶籍界限，暫時做不到，也應有時間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