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在中國實行已有30多年，作為實現這項國策的內容之一，就是計生部門依法對超生二胎的夫婦徵收社會撫養費，在農村簡稱“超生罰款”。
這本是用經濟手段調節生育的一種手段，但在某些地方卻有被歪嘴和尚念歪之嫌。近日網上一則新聞：河南省鄧州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文簡稱計生委)下發紅頭文件，對各鄉鎮辦下達徵收“超生罰款”任務指標，這引起部分鄉鎮村組幹部不滿，他們說，村裏超生二胎的不多，但下達的徵收社會撫養費任務數還要如數上繳，這種做法不是在“逼”村民們超生嗎？
據筆者了解，在一些地方，“超生罰款”已經變成“罰款超生”。由於掌握“超生罰款”的行政權力，一些地方的計生部門漸漸成為“香餑餑”。一位長期在鄉鎮工作的幹部向筆者透露，現在“超生罰款”幾乎成為該鄉鎮唯一的收入來源，因為農業稅取消了，農民也不用交“公糧”了，鄉鎮幹部能打主意的，現在只有“超生罰款”了。
以紅頭文件形式下達徵收“超生罰款”指標，鄧州市計生委恐怕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把“超生罰款”作為搖錢樹的地方，現在真該查查到底有多少，這不僅褻瀆基本國策，也是變相鼓勵村民超生。據披露，現在鄧州各鄉鎮，甚至包括公職人員，“交罰款”就可超生二胎、三胎。鄧州市(縣級市)人口目前已達170萬人，在河南省成為人口大市。
如果僅以徵收“超生罰款”作為計劃生育管理手段，上級紅頭文件指定有任務數，下邊村組幹部為完成任務，只好睜只眼閉只眼默許村民們超生，然後再罰款，收取“社會撫養費”，不但生育達不到“計劃”目的，而且容易成為滋生腐敗的土壤，為某些地方幹部拓寬尋租空間。
但曝光和查辦不是目的。與徵收“超生罰款”相配套的政策才是治本關鍵。比如轉移支付解決鄉鎮財政匱乏問題，使地方幹部不以徵收“超生罰款”作為主要經濟來源；監督使用好“超生罰款”——社會撫養費的本來用途，把這筆錢真正用到解決超生給社會增添的負擔上來；大力宣傳正確的生育觀念，向村民解釋“超生罰款”的意義，不使村民形成“交了罰款就可超生”的印象。
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以來，中國遏制住了人口突飛猛進的勢頭，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作為執行這項政策的具體行政手段之一，“超生罰款”絕不可不慎重，絕不可成為某些地方的“搖錢樹”。（張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