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廣州和佛山最大的大米市場，黃岐米市似乎從不缺暴力元素。米商們說，這些年總被已經“黑社會化”的搬運工欺負，因而“毫無尊嚴”。搬運工們則稱，他們是在“捍衛自己的權益”。南海區黃岐米市，有一百多家大米批發店舖。這裡的大米，多數來自兩湖、江西等稻米產區，主要供應珠三角各城市，日吞吐量近3000噸。（《南方都市報》8月16日）
米市暴力，究竟是緣于“維權”需求，還是“黑社會”尋釁，這當然不能僅憑利益攸關方的一面之詞來判斷。不過，儘管黃岐米市“暴力江湖”的性質，仍需進一步的調查取證才能得出結論。但是，即便米市暴力真的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黑社會”的屬性，對於這一現象的反思與應對方式，恐怕並不能僅止于“打黑除惡”。
法律界有個流行的說法是“犯罪現象本質上是社會為其不公所償付的代價”。至於黑社會的形成，表面上看是一種社會病態的反映，但它同樣也是考察一個社會內部運作機理的窗口。現實中，黑社會的產生，往往發端于邊緣群體，而非主流社會，這其實就很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城市上層社會與底層外來打工族所形成的二元結構，很大程度上為黑社會組織的滋生與蔓延提供了土壤。尤其是當戶籍制度、文化差異阻隔了二者的融合，加之分配製度不公，底層打工族甚至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難以維繫時，就很容易產生敵視心理，並在得不到疏導的情況下，通過一種極端的形式錶現出來。而相同的地位、地域、文化背景產生的親和力使他們更容易聚集，在爭取生存空間的活動中也更容易相互聯繫和照應，這一狀態幾經演化，極有可能發展成為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
從這個角度來看，黃岐米市的搬運工，無疑是這一地區最底層的務工群體，既然米市搬運工僅僅是靠打點零工，連固定契約和勞務關係都不存在，僅靠單個搬運工與米商老闆們議價，其弱勢地位自然不言而喻。這個時候，米市搬運工從自發聯合起來與米商議價，到進一步構建起利益共同體，為守護自己的謀生地盤，而構建起有形無形的組織，甚至把暴力作為維繫共同利益的捷徑，也就並不意外了。
可見，黑社會組織的產生從來都不是無緣無故，而是有其社會土壤和基礎的。即便米市暴力的確“涉黑”，但對於這一現象的關注卻不能僅僅止步于“黑白之爭”。如何讓社會階層之間更多地融合而非分化，如何通過市場規則與法律制度的完善，來打消邊緣群體的疏離感，並保障他們的生存權與基本尊嚴，這無疑才是剔除“黑社會土壤”、消解“暴力江湖”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