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煙臺牟平120家養殖戶，在一份訴訟代表人推薦書上按了紅手印，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委託律師事務所對康菲提起訴訟索賠。120個紅手印不僅意味著養殖戶維權的決心，也暗示著這條維權之路將充滿艱辛。
可以想像，這已經按下的120個紅手印對康菲產生的壓力或許微不足道。他們以個人對團體、以業餘對專業、以無力對強勢，參與維權博弈能有多少勝算？但我們必須明白，要挽救已經造成的海洋環境污染，維權是必經之路，知其難而不能畏其難。因為我們還無法確定，如果繼續沉默下去或者作壁上觀，這場污染將造成怎樣的後果，又會產生多少受害者？因此，他們不應孤軍奮戰，他們需要整個社會方方面面的支援。
他們需要技術的支援。要提起訴訟，自然要提交證據，但對養殖戶來說，最基本的證據蒐集就顯得過於專業，而力不從心。看到海邊有成片的油污，養殖戶就趕緊去照相館找人拍錄下來。至於採集的這些資料能不能成為立案必需的證據，他們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去補充。
他們需要政府的支援。眼見國民利益受損，政府部門應該為之焦慮。養殖戶受制于能力，政府部門就應該負起應有的責任。即便現在不能確認養殖戶損失是否與康菲溢油有關，相關部門也應該對此進行縝密調查，幫養殖戶查清根源。雖然河北樂亭漁民準備對康菲提起訴訟，但是尚未立案，先遇挫折。法院認定的“證據不足”，凸顯了漁民的無力和無助。此時，他們當然盼望政府部門的救濟。在世界範圍，也不乏這樣的案例，比如尼日利亞上世紀也曾發生外企漏油事故，之後，受污染地區人民對事故方提起集體訴訟，尼日利亞政府則成立專門委員會，協助人民解決此問題並獲得成功，最終該地區69000名居民均得到了賠償。
他們需要法律的支援。雖然在維權問題上，我國法律法規還不健全，但這並不能成為維權舉步不前的理由。如果漁民損失確為康菲溢油所致，根據現有的法律和制度，也可以使康菲公司做出應有的補償。但是解決法律難題非漁民和養殖戶所長，他們希望得到專業人士的法律援助。如果能有眾多熱心於公益事業的法律人士加入到漁民和養殖戶的索賠行動中來，目前的僵局或許會產生大的改觀。
他們需要輿論的支援。這種輿論不只來自媒體，還應該有更多方面聲音的匯合。溢油事件造成的後果有著普遍的關聯，養殖戶的經濟可能受到損害，國人的海產品安全也可能受到影響；無論損失發生在哪個地區，都是國民的損失。康菲的傲慢已被人領教，此時各方若不能形成合力，那傲慢的康菲只怕會更加有恃無恐。
雖然康菲提出將設立用於賠償的渤海基金，雖然按法律來講，康菲也有舉證之責，但是維權不是求施捨，目前，指望康菲主動認錯，進行認證和賠償，都不現實。養殖戶按下120個紅手印，既是對康菲的施壓，更是對國人的呼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