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公安廳新聞發言人昨天通報，深州監獄越獄逃犯王振輕在其原籍河南鄲城縣被抓獲歸案。（9月25日《京華時報》）
王振輕越獄次日，鄲城警方就派出工作組入駐王寨村，找到王振輕的妻子等親屬，對家屬做工作。9月23日晚，警方工作組從家屬處獲悉，王振輕已逃到寧平鄉盧廟村一個親戚家，警方據此在盧廟村將其抓捕。
這讓我想起前幾天議論得沸沸颺颺的“大義滅親”之爭。
前不久，由於刑訴法大修，其中提出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有拒絕出庭作證的權利。有學者在讚揚這一規定的同時，進而全面否定大義滅親。其實，傳統文化中固然有“親親相隱”之說，但從來沒有否定大義滅親，而且認為，這是一種比“親親相隱”更難能可貴的精神。春秋時衛國大夫石碏為了幫助剛即位的衛桓公，設計除掉了莊公之子州吁以及和州吁一起為非作歹的兒子石厚。史家讚揚石碏的“大義滅親”之舉。王振輕的妻子向警方舉報丈夫的藏匿之處，這種行為雖然違背親親相隱，但卻應該得到讚揚。如果此時要以親親相隱來代替大義滅親，不僅難以得到讚揚，而且要依法承擔連帶責任。
應該說，刑訴法此次關於近親屬“可拒作證”的規定根本談不上顛覆大義滅親，其所支援親親相隱的做法也有著嚴格限制。首先規定了近親屬“可拒作證”的案件是一般案件；其次，刑訴法規定的“可拒作證”是指在法院開庭時，作為證人的近親屬可以拒絕出庭作證，至於在公安偵查階段，近親屬是無權拒絕回答公安部門的詢問、取證的。而且，所謂“可拒作證”？法律並不禁止他們作證，如果他們覺得實現正義比維持親情更重要，或者覺得把犯罪親人扭送公安機關投案，不僅不是“大義滅親”，而是“大義救親”，那麼我們就更應該獎掖這樣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