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智障者呂天喜失蹤3年，被發現因搶劫罪在獄中服刑。10月14日，呂天喜家屬表示，已與官方達成協定，從官方領取35萬元支票，其中包括30萬元的“救助金”和5萬元其他開支，並簽署了“撤訴申請書”，該案不能要求重審。（10月16日《京華時報》）
如果單看35萬的“救助金”，並將其視之為“賠償”的話，這確乎是一個“大手筆”的賠償方案。此前服刑11年的趙作海，最終獲得的國家賠償也不過是65萬。相比之下，呂天喜服刑三年，便得到35萬的救助，日均救助接近320元（最高法公佈的2011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賠償標準為，每日142．33元），標準顯然不算低。
但問題是，這一通過私下協議獲得的，以“救助金”名義出現的賠償，顯然並不是嚴格嚴肅意義上的國家賠償，只能算是一筆“私了”交易。憑藉這筆交易，當地司法機關雖然破費不少，但實現了“破財免災”的效果和目的。一則，智障服刑的案子，可以不必再定性為錯案並重審了。據悉，在呂天喜家屬與官方達成的協議書裏，“他們說天喜是限制刑事責任能力，搶劫判刑沒錯，只不過姓名和年齡搞錯了”，“我們家屬不告了，也不要求重審了”。
二則，既然沒有了錯案和重審，相應的錯案追究、問責，當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一方面家屬獲得大手筆的實際賠償，另一方面相關部門也實現了“破財免災”，如此“私了”結果，看起來這似乎是皆大歡喜。但國家法律法治應有的嚴肅性、神聖性，在這一過程中，顯然是很受傷。
依據《刑訴法》，“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應當重新審判”，“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而按照《國家賠償法》，對於錯案，受害人有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並且，賠償義務機關賠償後，還應當向負有錯案責任的“工作人員追償部分或者全部賠償費用”，並“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這意味著，諸如“智障服刑”這類“確有錯誤”案子，法院並無權在不重新審判、認定的情況下“私了”，更無權以“私了”協議的形式剝奪受害人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放棄對工作人員錯案責任的追究。
“智障服刑”，一個明顯而荒唐的錯案，在35萬“救助”的私下協議之下，國家法律被束之高閣，一切便都被豁免掉了——國家賠償免了、錯案定性重審免了、追責問責也免了。可是，任由這種公案“私了”，下一次類似“智障服刑”這樣的荒誕案件，我們又拿什麼來避免它的再次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