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院）學生會幹部優先，拒絕富二代。”日前，在武漢科技大學城市學院校園招聘會上，某文化傳播公司招聘公告中，將“拒絕富二代”列入條件。（11月1日《楚天都市報》）
在這個富二代行為不時挑釁公眾底線的年代，此次招聘看起來有一條理直氣壯的理由：富二代本身缺點太多。當然，任何一個單位都有自己限定招聘條件的自由，甚至拒招富二代還可贏得公共輿論的某種喝彩，但這樣的舉動充滿了道德迷戀的色彩。
任何招聘，首先應該把門檻儘量放低，而先入為主地認定所有富二代都具有太多的缺點，顯然招聘方將自己當成了“道德上的優越者”，招聘有了太多的道德附加。
當下，公眾被以不同群體的名義割裂開來，並被賦予了不同的社會屬性。然而富二代們真的就一無是處了嗎？優裕的家庭條件的確讓富二代們有一些問題，但需要看到的是，他們從小受著良好的教育，也更早地涉足社會。作為一家文化傳播公司，顯然更需要一些長于交際、有著眾多人脈關係的員工，這些不正是“富二代”相對擅長的嗎？
貧富差距、仇富情緒固然是我們這個轉型年代無法避免的產物，它們需要消弭。除卻讓社會福利更廣覆蓋、讓個體富裕與向上路徑更寬暢的公共性努力外，個體之間的和解也不可或缺。
與其說“拒招”是過度道德潔癖的間歇性發作，不如說它是某種嘩眾取寵式的炒作——當炒作綁架上身份符號與道德對立，它顯然和“拒招”一樣不可被接受。
